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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黃袍加身。由此可見，歷朝歷代，弒君奪位者不可勝數。為何人們要單單怒斥“司馬昭之心”呢？這顯然是歷史的不公正。所以我認為將“奸臣”這頂帽子扣在司馬昭頭上是不合適的。正如郭沫若先生為曹操翻案一樣，本人亦為司馬昭正名，稱其為三國後期最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

1957年，郭沫若替曹操翻案，認定曹操是三國時期的頭號大英雄，此說不無道理。然而，我覺得今人對曹操的評價似乎有過高之嫌。從曹操一生的政治和軍事活動生涯來看，他一方面倡導“唯才是舉”，使用了大批賢才；另一方面卻又是求賢又殺賢，用才又棄才，納諫又拒諫。曹操性格上的二重性、用人上的“二律背反”比比皆是，因此重新審視曹操的功過，給他一個確切的定位，仍是當代史學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職責。

千秋功過後人評（2）

“功蓋三分國”是後人對諸葛亮的稱頌，然用在陸遜身上也不為過。在歷史上，“諸葛大名垂宇宙”，而陸遜的知名度則遠不及之。漢末三國曆史上，群賢雲集，英才輩出，但真正才兼文武者仍屈指可數。曹操帳下，猛將如雲，謀士如雨，荀彧、荀攸、郭嘉、程昱、賈詡臨陣畫計，算無遺策；典韋、許褚、張遼、徐晃武功蓋世，勇冠三軍，但皆非文武全才。蜀漢政權中唯有諸葛亮既能理政；又能帶兵打仗；算是三國時期最傑出的人才之一。但諸葛亮北伐曹魏，未建寸功，故陳壽批評他：“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陸遜在孫吳政權中發揮的作用是巨大的，他助呂蒙取荊州、擒關羽；夷陵之戰，擊敗號稱“天下英雄”的劉備；石亭之戰，大破曹魏十萬大軍，為孫吳建立三分天下的王霸之業立下赫赫戰功。陸遜反對孫權對遼東用兵，他主張吳國應休養生息，發展經濟，增強國力，待機北伐，這是極具戰略眼光的明智之舉。陸遜的雄才大略與曹操、司馬懿、諸葛亮、孫策、周瑜相較毫不遜色，堪稱三國時期最傑出的軍事家、政治家之一。

我在前人及時賢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魏延等人作了重新評述，這些新觀點、新看法有時會被視做對歷史人物的翻案。對此，我並不認同。我認為對歷史人物的評價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以近代史上最著名的人物曾國藩而言，對他的評價不是被顛倒了數次嗎？所以對三國人物的重新評價也是很正常的。當然，本人的分析評判是否公允，還請專家與讀者批評賜正。

九錫、禪讓制度與兩重君主觀

自曹丕以魏代漢，“漢魏故事”便成了禪讓的代名詞。司馬炎以晉代魏是“漢魏故事”的一次翻版。此後，南北朝及隋、唐、後梁、北宋各代帝王紛紛效尤，如法炮製，亦以禪位的形式完成易代鼎革。權臣既謀奪位，又欲逃避篡弒之名，於是便上演“禪讓”的鬧劇，脅迫傀儡皇帝主動遜位，然後故作姿態揖讓一番，將奪位美化為禪讓。帝制社會之禪讓雖同上古唐虞時代不同，其目的是用以掩蓋篡弒，但皇位與皇權的更迭相對比較平穩，一般都不會釀成大規模的社會###。故漢魏時期的禪讓制頗有研究之必要。

更值得史家重視的是，歷朝禪代都同九錫制聯絡在一起。為了效仿上古時期的堯舜禹禪讓故事，使改朝換代能符合當時的法理觀念，權臣在奪取帝位之前，必先晉爵建國，封公或封王，賜九錫，然後登上九五之位。曹操加九錫，封公建國，曹丕因之而終於完成漢魏禪代，從此九錫成了權臣易代鼎革的工具。從這個意義上說，九錫是漢魏晉之際權臣奪取政權的一種制度。中國古代專制主義的皇權政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處於探索、改進與漸趨完善的過程。秦漢王朝雖然已經建立了皇權統治，但畢竟剛從三代社會脫胎而來，不僅皇帝獨裁及忠君觀念還未深入人心，而且其專制政體也不夠完善，皇權的加強有一個較長的歷史階段。白鋼先生認為：“劃分中國皇帝權力形態的發展階段，大體上可以趙匡胤建立宋王朝為界，將其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趙匡胤以前我們姑且稱之為皇帝的相對獨裁時期，趙匡胤以後，可以稱之為皇帝的絕對獨裁時期。”在皇帝相對獨裁時期，宰相受到皇帝的特殊尊重，可謂位高權重，在諸多方面享受崇高的禮遇。魏晉南北朝時期，對皇權構成最大威脅的是宰相、大將軍，一旦出現昏君庸主，失去對兵權的控制，抑或天下###，名教式微，宰相或大將軍就有可能成為權臣，其加九錫、奪神器就是順理成章之事。

三國時期，帝王還利用九錫來籠絡羈縻敵國或地方割據勢力，這是九錫制度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發揮的另一種特殊功能。九錫制從周代濫觴，漢魏之際形成，一直延續到五代。魏晉南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