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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聖壇的諸葛亮（2）

在拙著定稿的過程中，我對關羽失荊州有了更為深入的思考。我感到“借刀殺關羽”一詞殊為不妥，因為如果是“借刀”，諸葛亮就是整個事件的蓄意製造者，是一個陰謀家。然而，襄樊之戰的爆發以及戰役的嬗變過程有許多偶然因素，關羽“水淹七軍”、“圍攻襄樊”，曹操增派大批援軍，呂蒙“白衣渡江”、“偷襲荊州”，關羽“走麥城”，都是一步步發展而來的，誰也無法事先預料。諸葛亮是人而不是神，他也不可能預測、把握戰局的演變。襄樊之戰的失利不是諸葛亮所導演的，他僅僅對整個戰役採取了“壁上觀”的態度，致使關羽兵敗臨沮，蜀中卻無一卒往援。所以，我在書稿中對這一問題重新作了補充說明，並將原題改為《諸葛亮袖手關羽“走麥城”辨析》。

由於受宋、元以來的“說書”及小說《三國演義》的影響，三國史已經成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最受人關注、最為人熟悉，也最為國人所喜愛的一段歷史，而諸葛亮也成了中國歷史上最具知名度的人物。諸葛亮的事功、智慧、德操均被後人無限誇大，在當今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可以稱之為“諸葛亮文化”。然而，從歷史的角度看，諸葛亮既非神，也非聖，長期以來人們卻一直把他高高供奉在神壇與聖壇上。重新解讀諸葛亮，就應該將他從神壇、聖壇上請下來，去掉其頭上耀眼的光環，以理性的目光看待之。

千秋功過後人評（1）

經過小說《三國演義》甚至《三國志》的渲染，三國中的不少著名人物在世人的頭腦中都已基本定型。

例如，魏延就被指天生腦後長有反骨，是蜀漢的叛賊。故成都武侯祠兩廊的蜀漢文臣武將眾多，而唯獨沒有魏文長之塑像。而事實上，魏延的形象被極大地扭曲了。蜀漢名將魏延文武兼備，勇略過人，其軍事才能堪與漢初三傑之一的韓信相比。魏延提出的出子午谷、奇襲長安之謀，看似弄險，其實奇妙無窮。諸葛亮對魏延處處掣肘，不肯大膽使用，故其北伐未能成功。魏延“謀反”說完全是羅貫中捏造的罪名，殺害魏延的罪魁禍首雖是楊儀，但同諸葛亮的臨終遺命亦有密切關係。

再如，呂布在《三國演義》中被誣為“三姓家奴”，但此說亦並非憑空杜撰。而是根據陳壽的《三國志·呂布傳》而來。陳壽對呂布的評價是“輕狡反覆，唯利是視”，如此評判與“三姓家奴”亦相去不遠矣。我認為，陳壽所論較為偏頗，有失公允。呂布叛丁原投董卓，事出有因，應置於漢魏之際的歷史背景下分析。呂布為人豪爽，性格直率，並無自立為王之野心。呂布還深得部下愛戴，例如，他戰敗後，手下大將高順等不降，陳宮慷慨赴死，都說明他頗得人心。呂布在大難臨頭之際，“令左右取其首詣操”亦足以說明他並非貪生怕死之徒，不然就先降了曹操，何必要左右取自己的首級呢？至於他後來“下降”，是他相信曹操會需要他這樣的豪傑來平定天下。呂布對操言道：“令布將騎，則天下不足定也”，可見其在言辭間還是有一股霸氣的。漢末天下大亂，群雄割據混戰，他們之間只有利益，沒有誠信。見利忘義、反覆無常者多矣，豈獨呂布哉！劉備、張繡、馬超等哪一個不是朝三暮四、反覆無常。與他們相比，呂布缺乏的僅是權術和戰略眼光，所以才最後落得個身敗名裂的可悲下場。

至於對三分歸一統作出巨大貢獻的司馬昭，更是被後世目為千古之“罪人”。魏晉禪代沒有釀成社會###，完成了政權的和平交接，卻被後人斥之為“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馬昭成了中國歷史上最為典型的野心家、陰謀家。我認為這種評價實際上是基於儒家“君為臣綱”的傳統理念，違背了唯物主義的歷史觀，因此有必要澄清事實，重新評價司馬昭這個歷史人物。公元280年，三國歸晉，結束了“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的分裂局面，司馬昭為統一全國作出了重大貢獻。他作為西晉王朝的開創者之一，在歷史上的作用完全可以與曹操相媲美。實際上，曹魏後期的統治已經腐朽，司馬氏取而代之，不僅不是什麼“過”，而是順應歷史潮流的“功”。另外，司馬代魏和曹氏代漢的性質是相同的，漢魏晉易代鼎革之際，儒家倡導的忠君思想極其淡薄，舊的“兩重君主觀”影響仍然存在，在皇權極度衰落的境況下，大臣極易操縱和控制才具平庸之君，一旦條件成熟，就會取而代之，登上九五大位。司馬昭之後，南北朝君主紛紛效尤，其奪位手法如出一轍。直至隋唐以降，莫不如此，甚至被譽為一代英主的宋太祖趙匡胤也是透過陳橋兵變，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