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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日後更成就了一批文化大家。1949年後北京的“棲鳳樓”，被稱為北京“二流堂”。齊白石、老舍、梅蘭芳、洪深等名士往來不絕，連上海、廣州、香港各處來人，潘漢年、黃佐臨、柯靈、於伶等到了北京，也都往這兒跑。1967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赫然刊登了著名檄文《粉碎中國的裴多菲俱樂部“二流堂”》，字字粗黑。從此，“二流堂”一案株連無數。專案組在查“二流堂”重要人物吳祖光時，對他說：“為了盤查你的這個‘二流堂’，國家派出的外調人員幾乎走遍了大半個中國，你看你為國家造成多大的浪費，你慚愧不慚愧？”

李懷宇 從30年代開始，藝術界的朋友圈中就少不了你們兩位，1949年之後又有啟功、王世襄等文化大家，你們朋友之間在生活中的交往是怎樣的？

黃苗子：鬱風一流人物一世情（7）

黃苗子 啟功比我大八個月，跟我比較熟，他去世時九十三歲，我九十二歲。去世以前，就算我們身體不靈便，也總是通電話。啟功進了醫院以後就不能說話了。啟功、王世襄對我的幫助都是很大的，在他們的幫助下，我寫了一本三聯書店出版的《藝林一枝》，研究古代藝術。啟功的打油詩非常有意思，滑稽得很。我跟啟功相識大概是從50年代開始，已經有半個世紀了。我當時住在王世襄的芳嘉園，啟功從黑芝麻胡同遷居小乘巷，因為佩服他的學問，我們經常來往。“反右”以後，都被劃成了“右派”，大家都很緊張，都不敢來往。但是我們彼此平時來往還比較多一點，大家都互相理解，啟功、王世襄有時候來看我。

“反右”以後，大家沒有什麼事情好做，就都寫一點東西。王世襄的《明式傢俱研究》就是在那個時期寫的，研究清朝人的建築法則《營造法式》等好幾本書，還有對於鴿子、葫蘆的研究，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當時研究唐代畫聖吳道子，寫了大概十幾萬字。我們有一個朋友以前給啟功的老師陳援庵老先生抄東西，當了“右派”以後沒有事情可做，他就替我們三人抄東西。抄完之後大家交流互看、提意見，當時來往比較密切。啟功最有名的一本書《詩文聲律論稿》，給詩律平平仄仄的發音總結了很好的表格和規律，從平平仄仄中拉開五言、七言，這就讓人們能抓住舊體詩平仄的規律，讓它變得簡單。啟功改稿子的每一頁都是手寫楷書，《詩文聲律論稿》最後大概改到第九次才滿意。我十分欽佩，至今還保留著他的第七次改稿。差不多是幾年以後“右派”平反，我的《吳道子事輯》才在中華書局出版，啟功也替我糾正了不少錯誤，他都用紙條夾在稿件裡，很細心。

我覺得啟功很可惜，這麼大的一個天才，什麼都懂。有人喜歡或者不喜歡他的書法，但是提到書法，不能不說他是頭一把交椅。他對書法理論太熟悉，把書法研究透了。提到書法，他能講幾天幾夜。他現在的桂冠就是書法大師，這實在還是他小而又小的一方面，反而使他其他的才華沒有很好發揮。

李懷宇 1949年後，“二流堂”那些朋友之間如何交流？

黃苗子 阿英同志50年代初擔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長、華北文聯主席。他每次來北京都住在我們這個“棲鳳樓”，所謂“二流堂”。後來，吳祖光也住在我這裡。阿英同志鼓勵我搞美術史，解剖幾個“麻雀”。大家都知道吳道子是“畫聖”，可是“聖”在何處，有哪些作品，歷代有什麼評論，到底有多少作品，都需要系統地說明。在他的啟發下，我、徐邦達、張仃、葉淺予常常為吳道子的研究互相交流。

李懷宇 “二流堂”的案子到底怎麼回事？

黃苗子 北京“二流堂”在東單一個破破爛爛的大房子裡，浩子（戴浩）花了幾個金條買下了這棟樓。起初是盛家倫、浩子兩對夫婦住在裡邊，後來，我從香港來，沒有地方住，也住在裡邊。再後來，《新民報》公私合營，也搬到裡邊，我也去參加管理。最後是吳祖光也搬進來。吳祖光很可惜，多少年的朋友，他的才華也沒有完全發揮出來。

當時大家聚到一起，各自有各自的朋友。我跟鬱風是美術界的朋友多，盛家倫是音樂界的朋友多，吳祖光是戲劇界的朋友多。有一句話說，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危險，我們就不知道危險。“反右”的時候，有人提出來我們是在北京恢復重慶的“二流堂”，還上告了中央。其實周總理是很清楚的。在重慶，郭沫若、夏衍都和我們在一起，到了北京又聚集到一起。“四人幫”把我們揭露出來，目的也就是為了針對周總理。

其實，“二流堂”除了朋友的感情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