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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更多是推動大家專業之間的交流。比如吳祖光搞梅蘭芳的戲劇，就把我、張光宇、張正宇請進去做藝術顧問，對佈景等提出意見。這一類的事情很多，我們沒有想法、意識去振興中華文化，但是實際上也做了一些這方面的工作。

黃苗子：鬱風一流人物一世情（8）

鬱 風 其實，因為文化圈裡的人興趣相投，大家也是以興趣結合，不是從一開始就嚴肅考慮任務，要完成什麼任務的。

黃苗子 好像現在的分行比較明顯。以前我們跟電影界經常溝通，現在很少有什麼交流。

鬱 風 以前很多畫家、作家都不分彼此，特別是抗戰時期重慶的很多畫家。大環境在一起，都是相通的，有很多共同語言。我們都是靠著一些舊的關係，雖然不同行，也還繼續保持友誼。建國以後分行比較細，大家似乎都老死不相往來。現代從業的人多了，生活工作壓力大、緊張，也不大有機會見面了。現在的學科劃分更細，互相的溝通也更少一點。而彼此之間的交流，對自己的專業是很有幫助的。過去的通才多，現在的專才多了。

黃苗子 陳逸飛希望成通才，但是被“累”死了。

鬱 風 我們在美國見過幾面，但是也不大熟悉。

李懷宇 現在老朋友間的來往怎麼樣？

鬱 風 當時最活躍的葉淺予、吳祖光都離我們而去，搞外國文學的馮亦代也去世了，老朋友越來越少了。現在我們也增加了一些新朋友，像範用、邵燕祥、李輝，也大多限於寫作、出版的朋友。

黃苗子 我經常說，我這一輩子得到過的最大益處就是朋友。我的很多朋友，有些比我年長，比如陳寅恪。1957年，我到廣州送母親上船回香港，為了研究吳道子，我特地去中山大學拜訪陳寅恪先生。當時，他的眼睛已經看不清楚，要跟著一條白線去課堂。陳先生的頭腦十分清醒，博聞強識。他指導我，讓我查《新唐書》第幾卷第幾頁，有一些有關唐代壁畫的材料，《舊唐書》第幾卷第幾頁也有，都是如數家珍。

我二十來歲在上海就認識了張大千，後來認識了徐悲鴻，抗戰結束後結識了齊白石，都是經常來往的朋友。張大千總是惦記我，後來臺灣跟北京能通訊以後，他還送我他住在南美洲的四套照片，專門讓人從香港帶給我。臨死前，還畫過達摩像託付朋友帶給我。這些都是半個世紀以上的朋友。齊白石是抗日戰爭以後在南京認識的。建國以後，我到北京，就經常跟葉淺予一起去看他，老人家對我們這些後輩非常好。

鬱 風 齊老的畫50年代六元錢一尺，我們都覺得太便宜了，讓他提到十元錢。

黃苗子 我原來只是中學畢業，沒有什麼學歷，我都是靠長輩、朋友的幫助，才有了一些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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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玉：創作的起點是快樂（1）

我一生都沒有尋找偉大的意義，畫畫不像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時有位老先生批評我，說我創作態度一點都不嚴肅，永遠是為了快樂。當時我低頭站在臺上，他指責我，我也不能說話，要是平常他這麼說，我肯定請這老頭吃西餐，我說你怎麼講得這麼對啊！搞藝術創作如果沒有快樂的基礎你怎麼畫啊。為了創作，心情是要快樂的。

2005年8月13日，黃永玉在北京萬荷堂舉辦八十一歲生日酒會。《比我老的老頭》一書記載，黃永玉生於1924年7月9日。近年來，黃永玉每年都會隨心情變化，在盛夏選一個吉日請親朋歡聚。我們乘坐美術評論家陳履生夫婦的車，出北京約一小時，到達通州區徐辛莊萬荷堂。堂外公路上的汽車早已停放成長龍，幾名警察在維持秩序。路口有一座八角亭，不見題匾。陳履生介紹，此亭名為“侃亭”，黃永玉專門建來方便周邊村民歇息“侃大山”，並親筆題字制匾。不想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題匾不知所蹤，黃永玉便不再題字。侃亭下依然有侃爺，只是成了“無字亭”。

萬荷堂為獨立的中式園林，遠望四周皆是田園。走進大門，那幾條傳說中的大狗早已被拴到不知何處，沒有機會出來迎客或嚇人。地上鋪著粗石，院子裡躺著幾尊古舊的石雕，抬頭一看，“萬荷堂”三個大字頗為拙樸，走廊上掛有一個拳擊沙包。大堂是黃永玉的畫室，大梁大柱，大桌大椅，居中擺放著幾根碩大的原木，上有黃苗子題字。一面幾十平米的大牆專為畫大畫而設，牆角有升降機。牆上掛著黃永玉新寫的書法：“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隨心所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