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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作為，既沒有給美國提出有效的建議，也沒有預測出危機可能產生的影響，甚至對次貸危機損失的預測也是遮遮掩掩，難以讓人信服。在2008年4月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春季會議期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次貸危機所帶來的損失為9450億美元，而經合組織（OECD）預測值僅為3500億至4200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一預測遭到很多譴責，許多人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國際金融市場穩定機構，過高預測危機損失會造成市場恐慌，不利於市場穩定。2008年10月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秋季會議期間，次貸危機已經演變為金融海嘯，然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美國金融危機帶來的損失預測僅為1�4萬億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飄忽不定的做法，一方面表明危機的複雜性難以預測，另一方面也表明其在應對發達國家金融危機時的無能為力和難有作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進行救助時，主要透過提供有關融資便利為危機發生國注入流動性。但危機救助程式繁瑣，並且附加較為苛刻的條件，通常要求危機國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並進行經濟結構調整。而此次的次貸危機雖然爆發於美國，但因為美國是國際儲備貨幣發行國，美聯儲充當全球最終貸款人角色，因而可以透過發行貨幣的方式直接向本國金融體系注入流動性，無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融資便利。恰恰因為這個原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成了本次危機救助的一個擺設，在發達國家發生金融危機時，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

應對措施效果分析

健康的金融體系是相似的，金融危機卻各不相同。每一次金融危機都在對金融危機理論進行發展完善、推陳出新，這從另一個側面表明金融危機具有較大的差異性。由於引發金融危機的新因素不斷出現，金融危機呈現出新的特點，然而金融危機理論卻相對滯後於實際情況，通常只是對已發生的金融危機做出事後解釋，而無法在預測、防範或者減小金融危機帶來的損失等方面提出有價值的意見。

如前所述，本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始料未及，危機的蔓延和擴散也出乎多數人的意料，對危機的低估以及決策的延誤又進一步惡化了金融危機，使得危機從區域性轉變為全球，由虛擬經濟滲透到實體經濟。目前尚看不到危機終止跡象，難怪英國女王伊麗莎白在2008年11月訪問倫敦商學院時會詢問：“為什麼沒有人預料到？”Chris　Giles；　The　Vision　Thing；　Financial　Times；　Nov。　25；　2008。

總的來看，上述旨在提振市場信心、增加流動性、確保金融市場有效執行的應對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金融危機的影響，但尚難在短期內消除和遏制危機的蔓延與擴散。金融機構的重組、經濟結構的調整和金融監管體制的改革勢在必行，世界經濟完全走出此次危機陰影尚待時日。

從貨幣政策看，各主要經濟體央行的降息空間有限，貨幣政策效力不斷弱化。各主要央行經過多次降息後，利率下降空間進一步縮小。儘管降息有利於重建市場信心、穩定金融市場、促進經濟增長，但在金融市場動盪不安的背景下，僅僅透過降息難以從根本上緩解由信心喪失導致的信貸緊縮。隨著利率的不斷下調，降息的政策效力以及刺激效果正在弱化。如今美國基準利率僅為0~0�25％，英國基準利率為1�5％，均處於歷史低位，進一步下降的空間極小。

與此同時，在危機中一些央行也因改變政策目標損害了自己的信譽。例如，歐洲央行改變了其一直堅持的嚴格盯住通貨膨脹目標的政策，在通脹率還沒有進入政策目標區時就追隨美聯儲緊急降息，極大地損害了歐洲央行長期積累的“反通脹”的公眾聲譽。

此外，過度放鬆的貨幣政策，特別是大規模注資，可能會對經濟的整體流動性狀況造成複雜的影響，加大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不確定性，增大貨幣政策的制定難度。最後，各國央行的救助蘊含了很大的道德風險。雖然從短期來看金融穩定比道德風險更重要，但是道德風險引發的副作用可能對金融業的長遠發展造成深刻的負面影響。

從財政政策看，財政救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危機，而積極的財政救援措施卻增加了公共債務負擔。財政注資並沒有創造財富，只是實現財富在不同時期間的轉移。美國政府的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國國際集團、向美聯儲融資以及7000億美元計劃等措施投入救助資金已累計約1萬億美元，這增加了其公共債務負擔，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