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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國所擁有的優越的禮樂文化氛圍，為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儒家的產生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莊子·天下》篇也說：“鄒魯之士，縉紳先生”。“縉紳”的原意是把笏板插在衣帶上。古代官員參加朝會，都會手執一塊笏板；上面記有需要注意的事項；以免到時遺忘。下朝之後，他們會將笏板插於衣帶之內。後來，人們就用“縉紳”來指代讀書做官的人。孔子的弟子雖有各國之人，但魯國人還是佔了大多數。因此，孔子建立儒家學派後，魯國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儒家的大本營。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據統計，《論語》中提到“仁”字的地方多達109處。孔子並未對“仁”下過一個明確、清晰的定義，而是從不同角度、根據不同場景來反覆闡明“仁”的內涵。

我們可以說“仁”是生命的覺悟和感通。在這一點上，“仁”與“命”不同，“仁”是人的自我意識，不是外在於人的東西。這種自我意識，是由人的精神自覺所產生的強烈的主體意識，它不屬於“天”，不歸於“神”，而是人自身所產生、所具有的。所以孔子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者愛人”可能是“仁”最重要的特質之一。孔子認為，“仁”作為人的自我意識，首先表現為“愛”。如何落實“仁愛”呢？在宗法觀念的背景下，孔子將家庭作為“仁愛”精神的土壤和根基。有若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指尊敬父母長者；悌，也作“弟”，指愛護兄弟姐妹。“孝悌”是宗法社會家庭關係的基本準則，起著維繫宗法血緣紐帶的作用。

在孔子看來，一個人的精神自覺，首先就透過“孝悌”體現出來，落實在“孝悌”之上，構成了人倫情結。孝、悌是“我”生而有之的本性，“弟子入則孝，出則悌”是個體行為的基本準則。與禮儀的規範不同，孝、悌之心是“我”生而有之、不待外求的。倘若一個人連孝悌之心都失卻了，他與禽獸也就相去不遠了，甚或連禽獸都不如。

正是這種人生而有之的本性，成為“我”實現仁的生根出發之處：“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只要存養呵護“孝悌”之心，讓它自然地成長髮育，最終就能夠成就“仁德”。而孝悌歸根到底，只能是“我”這一個體孝敬“我”的父母、尊敬“我”的兄長。也就是說，孝悌並不是抽象的、超個體的人性，相反，它正是透過“我”這樣的具體的、形形色色的個體來實現的。

但孔子並沒有將“仁愛”侷限在宗族關係上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血緣親情層面，而是將“愛親”推向“愛人”、“泛愛眾”的層面，把家庭倫理推擴、上升為社會倫理。他把“孝悌”原則作了進一步推廣、擴大，由有血緣關係的人而推及沒有血緣關係的人，由宗法血緣關係擴大為一般社會關係。在他看來，一旦統治者實現了孝悌，那麼民眾也都會講“仁”了。

第二章　儒家的原創時期（5）

在談到自己的一貫之道時，孔子十分強調忠恕精神。“忠”、“恕”是孔子實現“仁愛”精神的重要方式，同時也是他思想中最有活力的內容之一。什麼是“忠”、“恕”？朱孔子本人將“忠”界定為積極意義上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而將“恕”界定為消極意義上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可見，“忠”、“恕”是從兩個方面談“仁愛”。一方面是從肯定的方面講：自己所希望達到的，也要使別人能達到；另一方面是從否定的方面講：自己所不願意的事情，就不要加在別人身上。這種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稱為“忠”；這種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稱為“恕”。把這兩個方面結合在一起，就叫“忠恕之道”。。tenluo

而就“恕道”而言，在成己成人的過程中，必須將他人視作與自己同樣需要尊重的存在。所以，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恕道精神中，體現著對他者的尊重，每一個個體都應該而且能夠為自己負責，從而為每一個個體的生存和發展準備了空間。這種恕道打破了以“我”為中心、從“我”的眼光和思想來看待、評價一切的成見，主張將心比心、設身處地，學會站在“非我”的個體的視角來考察行為的意義問題。

後來的儒家經典《大學》把這種忠恕之道叫做“絜矩之道”“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就是說，這種道是以本人自身為尺度，來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