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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性。那一年，農民關心的問題得到了解決，好像脖子上的一把鎖被開啟了。他們生產熱情高漲，果真取得了大豐收，糧食產量一億多斤，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

爺爺在昔陽上臺執政，一出手就幹了兩件別人不敢幹的事：一是為幹部平反冤案；二是為群眾免掉糧食債。他的不凡舉動，暖了百姓的心，飽了農民的肚，在幹部和群眾中樹立了較高的威望。

他在昔陽縣具有絕對權威，有他坐鎮，全縣人民得以安安穩穩地搞生產，誰也不敢亂來。別處文攻武衛白熱化，惟有昔陽生產建設遍地開花。1970年9月15日，國務院在昔陽縣召開北方地區14省、市、自治區農業會議，肯定昔陽建成了大寨縣。大寨、昔陽都成了全國學習的好榜樣。

“想新的，幹大的”

1971年，他在提出治理大寨農田第三個十年計劃的同時，開始“想新的，幹大的”，抓全縣的水利建設。

界都河工程是他抓的第一項工程。他動員大家：“一條河不可怕，怕的是我們拿不出辦法。要打壩造地可不能像狼窩掌那樣搞，得搞順水壩。用水壩這麼一攔，幾千畝地就攔住了。至於這壩怎麼打，基礎多深，壩多寬就能承受住水的衝擊，叫水利局做個規劃。還是總理說得對：水不如人可怕！”

正當水利建設準備快馬揚鞭的時候，1972年，昔陽縣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

為了搶救地裡的莊稼，機關、工廠和學校全民總動員一起參加抗旱，全縣的卡車、馬車、拖拉機和小平車都用來運水澆地。有些村沒有機器運水，完全靠人力擔水。他們每人每天擔水3個來回，一個來回跑30裡，可以種30株玉米。一路上常常能見到幾百人浩浩蕩蕩地排成長隊挑水的情景，稱為“千里百擔一畝苗”。這種場面蔚為壯觀，就像解放戰爭時千千萬萬群眾支援前線打仗似的。

爺爺說這是“人不動員，天動員”，並抓住這個機遇，提出“抗旱抗到天低頭，抗旱抗出水利化”的號召，動員全縣大興水利，帶領各公社幹部去參觀那些有條件搞水利建設而沒搞的地方，將那裡的軍，一下子就把水利建設推動了起來。

不久，城南河大會戰工程打響了，趙壁川大會戰工程打響了，秦山水庫工程打響了，水峪水庫工程打響了！這一年昔陽縣的水利工程搞得轟轟烈烈，形成了社社有工程、隊隊有專案的強大聲勢，全縣成了水利大會戰的戰場，並掀起了“比、學、趕、幫、超”的群眾運動。

短短几年內，昔陽縣不僅農田水利建設頗具規模，而且公路、村莊、城市建設成績顯著。他的一個個決策得到了民眾的支援。昔陽的水、昔陽的山，在他手下慢慢地馴服溫順了。他高興地說：越幹越想幹，越幹越敢幹，越幹越會幹！

“到來的都是先生，出去的都是學生”

隨著學大寨運動的蓬勃展開，他愈來愈感到知識和人才的珍貴。有一次，他在一份內參上看到許多被稱為“臭老九”的知識分子有的被批判鬥爭，戴高帽掛牌遊街，有的被下放到農村，關進牛棚勞動改造。他感嘆地說：“人才的浪費是最大的浪費。”求賢若渴的他想出了一個請這些專家到大寨“改造”的辦法。

徵得周總理的同意後，他親自到各地打聽專家們的下落，並以自己的名義發出邀請函，不久就有20多位專家教授前來大寨。他非常高興，把大寨的好房子騰出來給他們住，為他們專門安排了辦公用具和科研裝置，還配了一臺放映機活躍他們的文化生活。當時雖然糧油緊張，但爺爺儘量供應給他們細糧和肉蛋菜等。

專家教授在大寨受到尊重和禮遇的訊息傳遍了全國，吸引了許多高素質人才。除了農林牧和水利工程方面的專家外，教育、醫療、文藝、新聞等方面的專家也紛紛聞迅而來。在當時大講出身成份的形勢下，一些非工農家庭出身的“臭老九”在大寨得到起用並被委以重任。

直到現在這些人仍記得大寨，記得他的好，不管身在何處，年年中秋節都郵來月餅以寄相思。北京大學中文系的華炎卿教授回憶以往情景時動情地說：“我當時被下放養豬，當時老陳一家人把我當人看，明珠悄悄地給我送吃的，他們是我們全家的恩人哪！”不少人在大寨住了十幾年，有的在昔陽結婚生子，為了表達對大寨的感情，他們給孩子起名字叫“寨寨”、“學寨”等等。

爺爺重視人才，更重視讀書。對於一些學校的教師在“文革”中參與停課造反一事，他十分惱火。在大寨公社召開的教師隊伍整頓大會上，他語氣沉重地說：“過去我們這茬人念不起書，是因為舊社會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