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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沒有想到,新社會了,我們的後代還念不成書!學校不上課,教師不教書,誤國誤民誤子弟,這是對人民的犯罪,終究要受到歷史的懲罰。”
在他的倡導下,大寨、昔陽尊師重教,成了專家教授們大顯身手的地方。這些“大手筆”寫出了“大文章”,研究出了包括新的果蔬種植、糧食新品種栽培等在內的很多專案。從此,新鮮的蔬菜一年四季擺在老百姓的餐桌上,新品種的蘋果擺上了人民大會堂宴會廳,精裝核桃、冷凍兔肉、水果罐頭等十幾個產品在廣交會上頻頻亮相,並出口十幾個國家和地區。
居安思危,一直是他激勵、警戒自己的格言。他在欣喜之餘不免擔心:有朝一日專家們走了怎麼辦?於是他抓住時機,號召以公社為單位建立農科所、技術推廣站和農業技術學校,村村建立農科組,人人落實試驗田,拜專家為師,紮紮實實學科學、用科學。
他分期分批帶領社隊幹部到山東、河北、江蘇、湖南、江西等地外出考察,對大家說:“天外還有天。要學習當地科學種田和農業機械化的成功經驗,回來後注重推廣。”他還讓縣裡各專業單位舉辦學習班,派人到南方接受培訓,學成歸來後在昔陽建立育種基地,進行品種改良試驗。
應中國農科院的邀請,他派出幾位同志代表大寨去海南參加農業會議,並再三叮囑,一定要把眼光放遠些,把先進的技術學到手。他語重心長地對與會人員說:“學大寨運動要有後勁,這個後勁就是科學。如果在科技上落下步子,我們的工作將一塌糊塗。”他教育大寨人:每次人們到大寨,都要當做是自己學習他人的機會;每次外出學習,都要當做是尋找自己差距的機會,即“到來的都是先生,出去的都是學生”。
多年來,在專家們的傳幫帶下,一批大寨“土專家”脫穎而出,在科研上大顯身手。自從1965年11月起,北京農業展覽館年年舉辦“大寨式農業典型展覽”,一直延續了13年。大寨的許多科研專案獲得國家科學成果獎,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後來,全國科學大會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寨作為全國科研先進集體出席了會議,在近百項科研成果中,篩選出了優良玉米品種“大旦1號”、“大旦2號”和優良高粱品種“大雜5號”等十幾個有科技含量的成果向大會獻禮,引起很大反響。與會者看了說:“過去只知道大寨人大幹苦幹,沒想到科研也搞得這麼好。在這裡,我們看到了農業現代化的前景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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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三不管’主任”
爺爺當了縣裡的官,仍然堅持領導生產,帶頭參加勞動。有一次,昔陽縣革委會開完會後,已經是半夜一兩點鐘了,工作人員給他在縣委大樓準備好宿舍,讓他住在縣城裡。他聽後哈哈一笑說:“我要回大寨,明天一早還要下地勞動哩。三早折一工嘛!”眾人聽了不理解,他就說:“我這個主任是帶領全縣人民搞生產的,不參加勞動怎麼能領導好生產?”
他很明確地對幾個縣委領導說:“我這個主任可是‘三不管’主任,白天的事我不管,不要妨礙我勞動;不懂的事我不管,你們該辦什麼就辦什麼;一般的事我不管,你們研究著辦。有要事咱們晚上開會研究。”
這麼多年來,他手中有著實權,但是掌權不攬權。這麼多事,只要他管哪件,哪件就有分量。該管的管,不該管的不管,管的事必有結果,不管的必有答覆,一切都不忙亂。這是他的領導風格。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樣子”
任縣委書記時,爺爺定下一條原則:“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樣子。”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他主政昔陽12年,執掌大寨21年,踏踏實實為老百姓辦了許多實事,為昔陽人民創下了不可磨滅的業績。
一是農田基本建設卓有成效。12年裡,他領導昔陽人民共建大小工程9830多個,治理小流域3200多處,劈山3座,打壩860公里。全縣治理山溝共碹涵洞長約77公里,洞下流水,洞上種田。經過治山治水,控制水土流失,在寬廣的河灘上打壩填土造平原,全縣增加了60000多畝既能機耕又能澆水的良田。
特別是在1972年到1975年連續乾旱時,昔陽縣發揚天大旱、人大幹的精神,用近3萬個工,完成了4400多項農田基本建設工程;在松溪河上壘起了總長26萬米的大石壩,造了34000多畝地;在2000多條亂石溝裡砌起了35000多米的涵洞,造了20000多畝好地,總共增加了70000畝水澆地,實現了1972年提出的“一年大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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