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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內的，不剝削他人的個體勞動。

隨後《人民日報》發表一系列文章，批判過左傾向，贊成個體經濟的發展：

賺錢就等於搞資本主義？這是萬惡的“四人幫”編造出來的。這個謬論不批判，社會主義事業就還要受影響（《怎樣看待正當的家庭副業？》）。

人們愛用“大河”與“小河”來比喻國家、集體與個人三者的相互依賴關係。“大河有水小河滿”，這說明只有國家和集體經濟發展了，個人的收入才能增加。但是，大河的水是小河彙集起來的，“小河水漲大河滿”，不也是一個大家熟知的道理嗎（《姓“錢”和姓“資”是一家嗎？》）？

江、浙地區的“老虎灶”陸續恢復了，各地歷來受群眾歡迎的茶館、風味小吃店、說書場……，是不是也可以恢復，來一個“舊瓶裝新酒”，滿足廣大群眾的渴望呢（《恢復“老虎灶”的啟示》）？

3月18日，*主持全國科學大會，提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大會改變了知識界的命運，這才有了新時期人才輩出的局面。出席大會的若干人中，有個叫任正非的青年。他*時在重慶讀大學，畢業後參軍，是年從部隊轉業，10年後，創立了被英國《經濟學人》評價　“是外國跨國公司的災難”的華為。他本人在2005年被美國《時代》週刊評為年度影響世界100位名人，也是作為“商界鉅子”入選的唯一中國人。

偉大的變革，需要偉大的思想作為先導。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文章引發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雖然華國鋒指示中央宣傳部門的某些負責人，對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不表態”、“不捲入”；汪東興在不少場合指責這篇“文章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毛主席思想的”，責問“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加以壓制。但討論受到黨中央*、葉劍英、李先念、陳雲、*等多數同志的積極領導和支援。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特約評論員文章

只有親歷過1978年12月的中國人才會明白改革開放對於中國的意義。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西賓館舉行。全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總結講話，提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全會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做出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國家經濟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從此時算起，改革開放的30年，最終被證明是經濟改革與社會變革的30年。這30年，能從昨天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全在於起點高、起跳早。若將十一屆三中全會放在歷史的座標軸上進行評價，即使時間的縱軸再延長几倍，都不會縮小它的貢獻。

每一代人都需要自己的革命。政策的鼓勵，輿論的支援，社會環境的好轉，商業形態處於一種懵懂的姿態萌芽。在歷史的感召下，許多出身困苦的人，主動或被動地紛紛走上個體工商戶的道路，積攢原始資本，為今後的從商之路埋下伏筆。這些企業家包括，本土日化大王陳凱旋、2003年死於非命的鋼鐵大王李海倉以及三十年後在低壓電器行業形成鼎足之勢的“柳市三雄”中的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與德力西集團董事長鬍成中。

1978：光明的中國（4）

1978年用陳凱旋的話說，是一個“垃圾都能賣出價錢”的年代。這年，已經在廣州打工三年的他正式跳入商海。

三年前，普寧流沙公社流管站組織青年外出打工，高中剛畢業的陳凱旋透過熟人介紹爭取到一個名額。最初在棠下廣州市化工研究所做建築工，而後到沿江路清拆舊樓，還在黃埔新港挖排水工程，陳凱旋做的都是苦力活，只求溫飽，不求其他。提起這段經歷，陳凱旋感嘆：“很苦，但受用無窮。”

單幹後，起初做些小規模的買賣，只要賺錢，他什麼都做。直到看見寶潔，這個早早進入國內的世界標杆企業用眼花繚亂的廣告撩動起了陳凱旋好奇的神經。他頓悟式地發現，家鄉的廣大地區，物資匱乏，消費需求漸漲。

1978年春節，陳凱旋用3000元的儲蓄裝了滿滿兩箱洗衣粉、洗髮水回家倒賣。從此，他每週奔波於廣州與潮汕地區倒騰商品。卑賤的命運在瞬間被改寫，跑遍了潮汕地區各大鄉鎮的陳凱旋積累起人生的第一筆財富。

倒賣商品終究是買低賣高的“小本生意”，有了積蓄的陳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