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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一個年產近千萬噸的“天山水泥”……　僅為唐萬新所做的，即使在其淪為階下囚的今天，我依然希望能以個人的名義表達敬意。若沒有他，這三十年會些許會缺乏點深刻而清醒的意味。

四

走得太快了，就要歇一歇，讓靈魂趕上來。但經濟不能停步，在三十年這個關鍵點，再回首，是為了走得更遠。也正是有不斷在制度與現實的銜接，改革的滲透力才會無孔不入，執行力才會長驅直入，經濟的藍圖才會迅速而廣泛地在整個社會的前線落地生根，不至於流於形式、成為空想。可是當走進這些被我有幸捕捉到或者因為觸角有限而無法觸及的商業空間時，我總會有這樣的遺憾：大開大闔的歷史變遷，卻沒有產生偉大而令人敬仰的企業，這不能不說是三十年發展的一個殘缺。

一位外國管理學家評價中國的企業，“沒有因為發展太慢而垮掉的企業，只有因發展太快而拖垮的企業。”中國的民營企業，在與世界企業的成長規律背道而馳。聽多了“5年內進軍世界500強”的豪言壯志，民營企業家在“做大做強論”的驅使下，跑馬圈地，不斷做加法，不料卻中了自己的埋伏。

如今，越來越多的產業納入中國的經濟範疇，有人做出斷言——下一個世界級中國公司將是網際網路。但我更傾向於那些專注，以聚沙成塔的方式成長的企業。躋身世界500強的企業，需要揹著厚厚的時間貝殼，在行業滾爬多年。他們的年增長率可能不那麼輝煌，但他們能在數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歲月長河裡保持穩定而持續的幾何級數增長。他們不看重曇花一現，而執著於源遠流長。

在中國，其實也確實有一批這樣的民營企業，馮軍的華旗、梁穩根的三一集團、南存輝的正泰。強烈的成長渴望深深植根於這些企業家的信念之中，但他們保持著不慍不火的增長，雖然也不排除間接性的跳躍。馮軍表示要用17年的時間與索尼看齊。17年並不算長，相對於5年，已是慢下來的加速度。

1972的若干年後，安東尼奧尼再次扛著他的攝像機回到中國。此刻的他也開始嘗試商業化的運作，去迎合強大的主流意願。鏡頭裡的中國華麗轉身，鳥巢取代了天安門成為標誌。變化彷彿有些無奈，卻印證了一個年輕國家迴歸世界的衝動和豪邁，這一切無法背離三十年前的改革開放。

三十年是中國民營企業家的創造社會財富的過程，也是社會不斷調整和適應財富的過程。我們看到他們在改革初期夾縫中求生存的卑微，也不應忘記如今崛起的這個群體所擁有的影響力。顯然，這個社會是一直處於不斷的進步之中的。從重農抑商、重工抑商的陰霾中走出來，需要耐心和時間，三十年遠遠不夠。但是，從這三十年的鉅變中，我們看到了革新的力量與不可阻擋的希望。

在凱魯亞克一夜成名的《在路上》一書中，這樣寫道：“每當太陽西沉，我坐在河邊破舊的碼頭上，遙望新澤西上方遼闊的天空，我感到似乎有未經開墾的土地，所有的道路，所有的人都在不可思議地走向西部海岸。直到現在，我才知道小夥子們總是不停地騷動喧鬧，因為那片土地使他們如此無法平靜。”每當讀到這段文字，我總是能夠感受到一種來自內心深處的吸引力。或許，這也正是我所記載地那段歲月裡的那群人，堅持不懈的根本動力。

1978：光明的中國（1）

光明來自東方，中國從近乎癲狂的政治狂熱中漸次醒來，貧窮猶如芒刺穿透復活不久的肌膚，一部分中國人開始了自己的解放：

剛摘去“走資派”帽子的盧志民用100元籌建翻砂廠；

日後的鋼鐵大王李海倉和日化大王陳凱旋抓住了計劃經濟的軟肋：日化輕工業；

吳仁寶成為改革模板；

俞敏洪與顧雛軍透過高考改變了人生；

胡成中在寒風中推銷、孤兒牛根生進了養牛場；

因為父親是右派，李如成未能隨知青返城；而父親右派*，潘石屹轉學到縣城高中。

1978年的新年前夕，一位路透社的記者在文章中寫道：對於世界經濟來說，這是令人焦急的一年，沒有跡象表明會出現人們期望的恢復。大多數地方的通貨膨脹仍然很高，這使商店物價上漲，造成了不安全的氣氛，使人對未來缺乏信心。人們擔心，世界可能回到停滯狀態中，還會有更多的人失業……

在論調如此悲觀的國際環境中，1978年元旦，《人民日報》、《紅旗》雜誌和《解放軍報》卻共同發表社論《光明的中國》：一九七七年，世界上各種各樣的人，包括我們的一些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