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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心酸的一幕。管制成本、效率質疑、民意反彈等等，讓維繫國家主義經濟模式的成本越來越高。

只有泡沫終了、經濟逆轉，行政、立法與司法機構才能痛下決心剪除壟斷。驟然而來的全球經濟危機，在短短的一年內席捲全球，使盎格魯撒…克遜式的壟斷金融主義戛然而止。1933年美國頒佈《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分拆投資銀行與商業銀行業務，這雖然不是反托拉斯法，卻勝似反托拉斯法，從基座上將金錢托拉斯帝國一分為二。同時透過的《證券法》要求上市公司登記註冊，採用標準的會計方法制作財務報表，進行充分的資訊披露，嚴格監管證券市場。

直至1999年，投資銀行與傳統商業銀行才非正式地合二為一，混業經營①成為時髦方式，並在不到10年的時間釀成前所未有的金融泡沫，一夜之間，投資銀行成為歷史名詞。2007年底爆發的金融危機重演了金融壟斷主義的危險戲碼，為金融壟斷主義畫上刺耳的休止符。

凱恩斯式的政府管制與羅斯福新政之所以可行，是因為破除了金融資本主義與權貴資本主義的影響。這兩位管制論者，卻是挽救歐美市場體制的靈魂人物，這兩種管制論表面上是十足的悖論，其實符合經濟邏輯，沒有什麼比市場經濟理念解體下的管制，與政府管制下保持適度的市場自由更難能可貴的了。人們之所以接受政府管制與救助，因為唯有這一招是對付貪得無厭的權貴資本的利器，弔詭的是，國家主義也是形成權貴資本的理論與現實根基。沒有政府的護駕，權貴資本與壟斷資本不可能產生。

是用國家經濟主義破解權貴經濟之結，還是用市場經濟破解權貴資本之結？這是一個問題。當整個社會就股市、樓市、車市甚至紡織市場追究到政府、制度的責任時，也許會引出這個社會的核心癥結—在前市場化的社會我們無法擺脫政府的力量，獨立追求烏托邦式的合乎法制、公平、效率原則的市場化。

與美式的政府管制不同，我國對付金融危機的辦法不是拆散壟斷企業，而是將資源更多地集聚到政府專案、大型企業之中，2008年下半年政府出臺4萬億救市計劃，雖是提振信心所必須，卻說明政府已經被壟斷企業綁架，資源的傾斜式輸入已經深入骨髓。中國雖已舶來整套對付壟斷企業、資本市場內幕交易的法律，但何時才到真正實施期？也許美國曆史可以提供答案，那就是，現有的經濟模式到了撞南牆之時，不得不回頭。中國的改革註定一波三折。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如何解決終極失衡（2）

改革轉型難度之大，從以下模式就可見一斑。任何一個經濟細節問題，都可以引導到中國經濟結構失衡這一終極命題，都會被民眾有意無意地解讀為政府對國有企業、對權貴企業的袒護。喪失了正常的溝通渠道，政府如何以國家經濟主義解決經濟失衡，或者說，經濟失衡加深了政府對國家主義的依賴？

以中國式的流動性過剩危機為例。直到2008年年中之前，流動性過剩都是國人普遍擔憂的焦點問題，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流動性過剩有什麼可怕呢？美國、英國、泰國，全都流動性過剩，但他們很少為流動性過剩焦頭爛額，只會為流動性不足驚慌不已，因為他們不存在中國在貨幣市場化過程中特有的盯住式匯率機制。中國流動性過剩的確帶來經濟過熱的風險，更讓人憂心的是，資產價格的提升、分配機制的不健全導致流動性過剩成為利益集團剪羊毛過程。從本質上看，流動性過剩的危機只是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危機，淪為分配機制失衡的替罪羊。

要解決流動性失衡，從目前看有兩種方法，一是西醫的外科手術法，即在美元大幅貶值之前使人民幣一步升值到位，然後採用自由的浮動匯率機制，馬來西亞、墨西哥、加拿大、兩德統一之前的聯邦德國都採取這一方法，並未導致經濟狀況不可收拾。但美元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貶值幅度如此之大，若採取一步到位的升值法，中國的製造業無法維持，無疑屬於練習葵花寶典者的揮刀自宮之舉。人民幣升值時機已過，一步升值到位弊大於利。至於利率政策，既要服從於匯率政策的指揮棒，更受制於國際要求人民幣升值和國內企業出口的強大壓力，除了跟隨美聯儲的步伐之外，很難有其他作為。

數年來，我國的貨幣政策一直在穩定與緊縮之間搖擺，錯誤而遲疑的貨幣政策使中小企業與工薪階層飽受打擊，對調節經濟溫度無濟於事。當金融壟斷主義大行其道時，美聯儲甚至還未建立；難道中國行政壟斷獲得經濟支配權時，央行的利率政策能對壟斷企業起到多大的抑制作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