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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併購案隨處可見，對資金的需求以及民眾的投資需求，使信託、債券、股票等產品供不應求，銀行的經紀零售業務、證券批次製造加上資金槓桿推波助瀾，形成危險的倒金字塔負債結構。

在一定歷史階段，大企業依賴症是必然的，在19世紀緣於重工業時期對資金、技術、勞動力密集的需要，在20世紀冷戰結束以後緣於全球化的需要。兩個時代的重疊構築了相隔70年的兩個繁榮時代壟斷企業齊放異彩的奇觀。

20世紀20年代的美國，猶如壟斷資本主義的末代狂歡，起因於行政之手介入不足，或者說是行政權力有意識地充當了大資本的護航者，以增強美國的國家競爭力。

雖然有部分相近之處，但中國面臨的國家主義基因全面侵入經濟體，與美國天壤之別。在70年後的大洋彼岸，我們看到的主要是由行政併購形成的金融產業帝國的集合壟斷群，權力之手將資源強行整合，交付給中央國有企業管理，而後由統一的行政中樞系統配置資源，從信貸、資本、原料供應、價格制訂各個方面向航空母艦般的壟斷企業輸血。如果說2003年銀行背水一戰的改革充斥了行政壞賬的陰影，那麼，在2008年金融危機拯救戰過後，我們同樣會看到呆壞賬的大量滋生。無論是實體企業還是金融機構，遠超以往規模的國有企業軍團縱橫四海，國有企業在謀求市場化，市場卻正在國有企業的影響下迅速國家主義化，所有的企業因為要在央企的牙縫中生存，而不得不實行媚眼生存術。

無論是從資源集聚、從重化工業的要求，還是從全球競爭時代急需的實力，都決定了目前這個階段國家主義的表現形式是金融與工業寡頭的緊密結合。不僅中國如此，所有擁有龐大主權基金的國家—從挪威、科威特到新加坡，無不如此。

央企是國家主義的典型樣式。央企是技術與資金的集聚之所，資金、人才、技術，所有的資源配置逐央企而走，信貸流向央企，中小企業的投資80％以上則靠自有資金；理應最市場化的資本市場，在當下的中國卻成為國家壟斷的助推劑，投資者主要根據國家的政策導向決定投資方向，而政府的宏觀調控與經濟振興計劃，幾乎毫無例外的是央企併購民營企業，不斷擴大規模。消費、能源、電力、鋼鐵、娛樂上市公司，輪番成為熱門類股票，反映出中國進入消費時代、基礎建設時代、重化工業時代、娛樂時代，更深刻地反映出，能源、電力、鋼鐵、消費行業一一國有化的過程。時隔30年，中國經濟的成敗盛衰依然繫於國有企業的企業改革於一身。市場的力量分散且零亂，雖然得到諸如《物權法》等基礎法律制度紙面上的支援，卻在具體的執法過程中，被尋租文化與失信文化吹散。

應該承認，現在的國有企業與改革之初的國有企業有根本不同，30年前的國有企業一切按照行政計劃行事，沒有盈虧概念，沒有貸款只有撥款，而現在的央企不僅謀求成為國內市場的壟斷企業，更希望成為國際市場的競爭主角。這些覆蓋著全民利益華麗外衣的企業很奇怪地在公益與市場之間左右搖擺，錙銖必較地向消費者徵收壟斷紅利，以市場競爭者的身份參與全球的大型併購活動，他們以董事會、外部董事、獨立董事、全球招聘等方式顯示國有企業才是中國的市場正身，這些企業試圖闡明從未有過的理念，無論控股者為誰，透過國家主義將使市場效率與分配的公正合為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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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決終極失衡（1）

國家經濟主義將走向何處？不得而知。

美國20世紀初的輝煌，詳細記載在各種歷史書籍中，讓後人得以詳盡瞭解20世紀20年代瘋狂繁榮之後的長期蕭條，蕭條時期羅斯福新政寶劍出鞘，以半國家主義的方式對壟斷企業猛烈打擊，導致經濟結構的急劇轉變；而21世紀頭10年的中國，雖然保持了令人瞠目的經濟發展速度，大躍進式地進入全民資本時代（農村地區除外），成為全球經濟增長與復甦的重要引擎，但有關人士試圖以行政壟斷做大做強、以上游資源市場剝奪下游產業的方式向現代化倉促邁進之際，卻遭遇到頑強的抵抗。這場抵抗以民意在網際網路上聲討社會不公作為開場序曲，以各界對於國有企業的效率與高管高薪的質疑鋪陳，最終因為金融危機而在實體經濟領域全面爆發。越來越嚴重的失業如泰山壓頂，2009年最醒目的是大學生與農民工原本雲泥之隔的群體同時成為弱勢群體，2008年年底2　000萬找不到工作的農民工回鄉的新聞在前，2009年3月兩位河南女大學生擦皮鞋自食其力的故事在後，以戲劇手法演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