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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今之計，只有採取中醫療法，治本為主。主要手段是以下三種：

第一，實行資源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放開價格管制，形成市場化的價格形成機制。具體而言，即放開資源價格、徵收環境汙染稅，以市場化的定價體制為依託，改變中國依靠廉價資源成為世界低質低價電解鋁大國、鋼鐵大國的現狀；同時使中國的企業在市場價格體制的引導下實現優勝劣汰，改變目前廉價資源統制經濟的局面。只要以市場價格為上，流動性過剩自然被緊縮。

第二，進行全面的稅費體制改革。我國曾在東北、中部等省份進行的增值稅改革試點，從2009年1月1日起正式成為全國稅收規則，這固然是一大進步，但最終還得迴歸到以消費稅、物業稅來代替增值稅的正途。

消費稅由中央政府所有，而物業稅則由中央與地方政府採取一定的比例分成，降低目前主要由工資收入為主體的中低收入階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採用物業稅的方式彌補地方財政不足，可以放手進行土地改革，改變地方政府靠賣地為生的窘境。但物業稅是個一碰就痛的社會創口，牽涉到太多的利益，試問哪個階層坐擁房產最多？可以想象，在房地產市場正常化之前物業稅絕對不可能徵收，但不邁過這道坎，房地產市場就無法步入正常狀態。徵收消費稅勢所必行，此舉不僅能使所有企業獲得一視同仁的公平待遇，國際上不再出現出口退稅導致中國貿易保護主義政策的誤解，還能夠避免行政主管方在徵稅與退稅支付雙重行政成本。徵收消費稅的另一個好處是，從政府到企業都將以消費者利益為生產的風向標，拋棄不惜破壞環境獲得GDP與稅收的增長的發展模式，很簡單，只有消費者購買了產品，政府才能得到消費稅。各地的商業環境將大為好轉，從生產者至上轉變為消費者至上，地方政府會從招商引資的主體、從可笑的政府公司主體、從荒唐的土地斂財轉變到以提供公共產品、改變生產與消費環境、從民眾的衣食住行入手，來增加地方的公共財政收入，建立消費社會、和諧社會與公共財政為主體的社會。也因此，地方消費環境的破壞者，將成為地方政府與消費者的“公敵”。以GDP至上並非中國人的鼠目寸光，而由錯誤的稅收激勵機制所導致。天下熙熙，皆為利來，政府與企業都不會違背太史公的遺訓。

第三，建立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政府已經在農村醫療、城鎮低保家庭方面加大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在此基礎上，有必要進一步加大社會保障的力度，增加教育、醫療與失業保障的支出，這意味著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將大大提高，中國的GDP有可能下降，但中國人夢寐以求的內需經濟基礎將由此奠定。即便政府沒有那麼強大的財力，但讓中國的教育經費與非洲經濟欠發達國家為伍，重視高等教育超過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對於全球GDP第三的國家來說總不是什麼光彩的事。試想一下，如果煤礦工人的人身意外賠償金達到30萬元而不是現在的兩三萬元，還會出現那麼多的事故嗎？工廠還會如此擴張產能嗎？

採取上述三點改革舉措，所謂的中國流動性過剩就會顯示出流動性不足的本來面目。既然社會資源主要流向了大企業，進行公平的財富分配、創造公平的創富環境就成為目前的經濟路徑之下重要的路徑，如此，才能達成經濟結構平衡，緩解流動性過剩也就不再成為維繫經濟健康的唯一舉措。簡單地以流動性過剩來統括所有的經濟問題，即便不是不負責任，也是一種思想的懈怠。以經濟政策影響貨幣政策使我國的貨幣政策缺少前瞻性，而以貨幣政策取代經濟政策同樣會讓我們忽視經濟問題的本質，釀成更深的失衡問題。

國家經濟主義效率令人生疑（1）

無論是建立公共財政、稅收改革、還是建立保障機制，都是政府之責，社會各界呼聲主要指向政府，而政府視民為子的大包大攬，加劇了全民依賴心理。心理依賴與行政管束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每次宏觀調控、每次經濟救災都強化了政府的權威，原因無他，拉動經濟增長、帶動經濟復甦所需要的數萬億元人民幣資金主要由政府支配，土地、能源無不掌握在政府之手—國家經濟主義，這是一條中國市場人士必須直面的堅固路徑。

財經作家吳曉波先生曾說，中國每隔三到五年必有一次宏觀調控。1998年宏觀調控的起因是亞洲金融風暴造成了消費市場的低迷，中央政府透過啟動房地產市場，啟用了內需，並由此帶動了重化工業的繁榮；2004年，則因為上游產業出現了投資過熱景象，決策層進行了選擇性的懲罰，將進入鋼鐵、水泥和電解鋁的民營企業一一逼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