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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與企業的收入，使民間投資與收入增長形成良性迴圈，要知道，美國與日本歷史上國民收入振興的10年也是民間投資倍增的10年；最後，現實的做法是積極降稅，把一直停留在紙面上的增值稅改革從部分地區的試點推廣到全國。沒有市場化的由憲政約束的稅收體制，中國不可能建成內需經濟，不可能有拉動經濟的大量民間投資。任何制約不夠的權力的本性，就是竭澤而漁。

從本質上說，內需經濟是本土的內生性民間市場經濟。我們呼喚了無數年的市場經濟，在多年的扭曲之後，在經濟模式與增長速度遭遇外界強大的挑戰之後，該低下頭，為民間市場經濟讓路了。

積極的財政政策可以收短期之效，從1998年經濟週期的經驗來看，積極財政政策的利好效果在8個月左右逐漸消退，如果不能解決經濟結構失衡、產能過剩問題，積極財政政策將面臨瓶頸，政府是繼續擴大財政投入，還是轉而尋求新的發展方向？中國經濟產能過剩的難題恐怕會在2010年重新顯現。

讓人比較寬慰的是，經濟結構轉型已經開始，目前比較顯性的表現就是產業的轉移以及在轉移過程中依照要素稟賦形成的產業叢集。例如湖南省株州湘、潭承接廣東的服裝鞋帽，江西、湖北承接浙江的五金，安徽承接廣東、山東的家電，四川承接深圳的通訊電子，河北承接京津的原材料加工業，這些是企業的自發、但經濟理性的行為，可以預見這種轉移將持續多年，依據更加合理的資源配置形成各地的新的支柱產業。

如果發揮地方與企業的自主性，輔之以提高全國資源配置效率的產業轉移，不僅可以彌補外資資金驟降的難題，還能讓中國經濟佈局發生根本性調整。認清這一形勢，持之以恆，中國的經濟將有一輪重生、復甦、增長的機會。如果相反，財政政策加劇結構性矛盾，民營經濟大批倒閉，消費持續低迷，那麼，去庫存之後的庫存再生將很快顯現。

中國經濟處於十字路口，鼓勵企業的創新，鼓勵企業的轉型，刺激企業的市場執行機制，決定了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潛力，否則，中國經濟將步日本後塵，迎來衰退的10年。

調整財富分配與產權結構（1）

政府的職責是提供公共產品，政府部門成為代理公司，唯一的辦法是這些公司接受全民監督，將所有的收益以公民基金的方式發放給全民，以提高民間投資能力和居民消費能力。

藏富於政府導致國弱民窮

直到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中國之前，財政部一直是隻討人喜歡的喜鵲。作為財政部與國家稅務總局的政績之一，2007年6月27　日，時任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喜，2007年前5個月，全國完成財政收入21　億元，同比增長，完成全年預算的，這一數字當時被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來增收之最。

資料為近年來節節攀升的財政收入錦上添花：從2003年至今，財政部每年收入擴容　5　000億元以上，2006年增加7　000多億。

政府成為經濟發展最大的受益者，收入增幅遠在民眾之上。有資料佐證，據張軍教授的研究，10年前，國家儲蓄佔GDP的水平大約為36％，今天已經上升到了接近46％，緊隨其後的是企業儲蓄的增長，佔GDP的20％左右，國家統計局每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以及國資委的資料印證了這一點，唯一下降的是家庭儲蓄：把家庭的儲蓄用家庭的支配收入減去家庭消費，現在家庭的儲蓄佔GDP的比重只有16％左右，而10年前則超過了20％。

不可否認，我國的國民收入這兩年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長，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200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　089元，2006年年末增長到　11　760元，2007年前三季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0　346元，同比增長，全年估計在13　800元左右，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3　321元的增長率與城鎮居民基本持平。

從相對比例來看情況則大不相同。根據英國《經濟學人》的文章，我國的消費支出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7％下降到了2006年的　36％，原因是過去10年來居民儲蓄率一直在下降，政府和企業的儲蓄率在上升。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到2006年，中國家庭儲蓄佔GDP的比例，已經從21％下降到了15％。根據世界銀行的估算，從1998~2005年，中國工資收入在GDP中所佔的比例從53％下降到了41％，幾乎與消費同比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