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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後就被調查整個片子的來源。

侯孝賢：重拾臺灣電影的最好時光（5）

白巖松：您也知道很多藝術家處在一個相對來說不夠足夠開放的時代，甚至會有很多意識形態的壓力，有的時候作品要有相對安全的表達方式，比如說拍其他朝代的東西、或者說拍一些唯美的東西、把一些想說的話含蓄地說出來，您拍了這麼多部電影，基本上跟過去幾十年臺灣的歷程是緊密相關的，像講日據時期的《戲夢人生》，《悲情城市》的“二二八”背景，包括國民黨老兵到這兒（臺灣），有關原住民的一些東西，直到現在開始拍一些現代的東西，您不知道這裡邊所蘊藏著一些相對危險的東西嗎？您為什麼就是要主動去碰它？

侯孝賢：我想這個就是我所謂的成長，回到昨天，從前的我就種了這個因。你想想看，我從小看武俠小說，裡面講的就是這些東西。我以前拍片非常賣座，也沒有受到教訓，路很順，也正好碰到了臺灣經濟起飛，整個民間（環境）比較松的時代，我感覺不管是教育程度還是別的種種，遇到這樣的一個整體社會背景，才有這樣的一個機會。你看，假如說不是這樣的話，比我們靠前一點的，你動一下就被警察抓走了。陳孝其就拍過一個什麼《上三》，他正在演戲就被帶走了。

熱情的人拍出悲情的電影

白巖松：但是跟您同齡的導演也同樣不少，他也生活在這個時代，為什麼您依然特別堅決地堅守電影本土化，關注臺灣幾十年的發展歷史？

侯孝賢：這有一個現實的因素，因為我生活在這裡，我知道自己的成長過程。一直到我拍電影，我發現我其實跟他們不一樣，跟我從小的玩伴不一樣，這樣的一個成長經歷其實跟我小時候有很大的關係，也是我為什麼要拍《童年往事》的原因，第一，你不管是不是創作者，一個人的成長經歷對本人往往有很大的影響。最後這個人的世界觀其實是受小時候的環境影響，小時候就形成的。我記得我以前做的，就像《童年往事》裡一樣，一天到晚往外走，因為我父親常年生病，他不跟我們接近，因為他有肺病；而我母親常年憂鬱，她憂鬱是因為她住過精神病院，有一點兒（精神）分裂，我母親這裡有一條很長的疤。所以其實家裡面有一種很奇特的氣氛，我不甘於在家裡。人家講星座的話，因為我是4月座，4月的第一個星座牧羊座就喜歡往外跑，所以我一天到晚往外跑。我後來拍片，為什麼我的電影在最後其實都有一種蒼涼，有一種悲傷的氛圍在裡面？可能都因為這樣一個原因。我想不通，其實我很熱情！我外面朋友一大堆，一天到晚幫人家幹這弄那的。好了，我自己回想，我感覺就是我小時候那段歷程對我的影響其實已經確立了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那是對人世的一個看法，所以才會這樣。這樣來講的話，我就會有一個角度，就是我會看到自己，我很清楚拍《童年往事》時整個地看到自己，然後我就會看到別人的不同，才知道他們常年在這裡生活，好幾代，他們的想法是跟我們不一樣的。他們沒有我這種盲動，這種漂泊的情緒，他沒有。因為這樣子，所以我更有一個距離看這塊土地的整個成長，然後你在看這塊土地時你就會有一些不平的感覺或者說你感覺一定要出來說一下。

白巖松：在您的電影中，您剛才說了，因為個人的原因，會在您的電影裡看到很多悲涼的感覺，或者一種滄桑，但是現在從大的方面回頭來看，是您個人的原因還是整個幾十年你身邊的臺灣環境才引起的？

侯孝賢：人是脫離不了環境，脫不了時代的，可能時代的意志在左右我們的意志，就像我拍《好男好女》，為什麼叫“好男好女”？以前的革命跟戀愛是一體的，它是很浪漫的，以前有那群嚮往中國大陸，回去中國大陸參加抗戰的人的時代，你活在一個時代，其實你無形中就受到這個時代的這種影響。你說現在的人他們關注的是自己本身，或者是最跟自己身體、跟自己個性、跟自己所有的外在最相關、密切的這些東西，因為消費時代不停地在提醒你———你要瘦，瘦才是美，你懂我意思嗎？人無形中就受到這個（影響），所以人是沒有辦法說你獨立於那個時代的。之後在你成長的過程裡面，你可能慢慢慢慢地真正有了清楚的觀察，你就慢慢會有一個距離來看待這些，所以常常說當導演其實有兩個距離，兩個View，就是有第三隻眼的意思，你參與其中，但同時又在客觀地看待一切。

政治會影響自己的心情

白巖松：過去在你的電影裡，不管是哪個時代，都有那個時代讓人高興或難過的地方，現在比如說涉及到在臺灣島內一些族群的問題，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