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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可以直接插入罪惡的心臟。”2003年，柏楊再次拿起“手術刀”推出最新雜文集《醜陋的中國人》的姊妹篇———《我們要活得有尊嚴》：剔除國人的醜陋，惟有寄希望於尊嚴地生活！

他用白話翻譯的柏楊版《資治通鑑》風行世界華人圈，有人說，有華人的地方，都在讀這本書。柏楊自稱為“老莊稼漢”，稱對書桌和紙墨就像一個無限忠實於土地的老漢，只要活著，就要到他的土地上去轉轉。他共出版過100多部作品。

柏楊的婚姻經歷坎坷豐富，有過5個妻子，綠島出獄後，結識小他20多歲的臺灣當代著名詩人張香華，以一封“感謝上帝讓我認識了你”的古老情書開始，最終與張香華結婚至今。柏楊子女分散在臺灣、陝西、河南、澳大利亞各地，柏楊1998年之前去過三次大陸，目前夫婦二人獨居臺北，日常生活由一菲律賓籍保姆打理。

你的心酸，我的心碎——白巖松

柏楊老了，這從外表就看得出來。七年前我在北京採訪過他。當時的柏楊，雖已年近80，但黑髮依舊，行動敏捷，看不出太多的老態。當時的他回河南老家，如孤雁歸巢，滿懷興奮與好奇，仿如一個少年。

而這一次不同，當我走進柏楊的家，第一眼就看到他，方發現他頭髮已經全白，站立起來顯得困難，對一些事也時常健忘。畢竟歲月不饒人，柏楊老了，已是85歲的老人。這個時候，我坐在他的對面，突然慢慢地心酸，看著一個你熟悉的人正在老去，詩人也許會生出詩意，而對於我，卻只有無可奈何地心酸。

然而這還只是開始。

當柏楊開始暢所欲言時，我的心酸消失了，替代的是心碎，一種更大的傷感與絕望攪拌在柏楊的言談話語之中，讓你無處躲藏。

一個以雜文著稱的作家，卻說雜文無用，因為其中有太多偏激的語言，說這樣話的柏楊是希望真正的建設與改變；而當說到故鄉，柏楊的一句話決不亞於余光中的鄉愁：我們這一代人無法衣錦還鄉，但能平安返鄉嗎？還有他的不快樂，甚至一生都沒有快樂……突然就會讓你感到，這過去的一個時代，實在賦予幾代人以悲劇的命運，即使時常微笑，也不過是一個又一個悲劇之中短暫的轉折。

只有在談到夫人與愛情時，柏楊才回到了輕鬆與幽默之中———有的時候，老天爺是公平的，拿走你一些東西，就會補償你一些。愛情於柏楊，就是老天爺給他的補償。

侯孝賢：重拾臺灣電影的最好時光（1）

有許多故事片斷都是“最好的時光”，在整個臺灣的歷史程序中，這樣的片段會有許多，我現在想用這種片斷去把整個臺灣歷史重新記錄下來，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候孝賢

白巖松：《最好的時光》這個片子出來了，雖然還沒有公映，但是很多大陸的影迷已經比較熟了，因為大家會關注整個嘎納電影節的情況，都知道侯導帶著這樣一個片子去參加這樣一個電影節，覺得侯導應該會獲獎，但是最後沒有獲獎，你有沒有去想為什麼？

侯孝賢：其實我參加影展許多次，非常多。從20年前，每次去你都會感覺它有一個規則，這個規則就是找的評審是誰，這個人會決定什麼樣的片子會得獎。像嘎納電影節的結構是這樣，基本上每年要找一個評審團主席，這個主席可以決定4到5位的評審，其他（評委）是大會提供的，當然（評委）一定是基數，比如說11位。電影節每年找評審團主席的時候都會調整它的方向。嘎納電影節本身會有一個標準，或者說（要知道）方向到底是什麼。第一就是觀眾絕對普遍能夠接受；第二就是要有它的藝術性。這兩者都要兼顧才行。我的片子從什麼時候開始（入選嘎納）呢？從“戲夢”（指《戲夢人生》———編者注）開始？當然“戲夢”有得嘎納評審團獎，但是從《戲夢人生》以後，我一直是走的是實驗性的道路，所謂實驗性，就是一直在跟自己挑戰，不想拍同樣的風格，所以一直以來就好像永遠不太可能得獎，因為我的電影跟觀眾是有一段距離的。

白巖松：現在到了您這個年紀的時候，您有了名聲、影響力，您還覺得堅持是最重要的嗎？還是您自己腦海中希望有一個更大的變化，不同於過去的侯孝賢？

侯孝賢：對創作者來說，最大的挑戰基本上就是挑戰自我。到底你的底線在哪兒？你的能力、你對事物的看法、對整個人的世界的這種理解，種種這些都是一點一點累積來的，所以（改變）基本上很難，非常難。所以到這個年齡想回到過去拍年輕，不可能！而且你也不知道現在年輕人是什麼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