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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來，譚嗣同氣憤填胸，寫出四千字的《治言》。要了解譚嗣同的政治主張，這篇《治言》是最好的參考。

足跡踏遍大江南北

譚嗣同以任職幕僚為契端，開始他的浪跡生涯。十年之間，走遊江湖，足跡踏遍大江南北。因有他父親的高官厚祿做後盾，結遊江湖俠士，散財良多。尤其又有至交王正誼的地下組織做搭線，走遊了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蘇、安徽、浙江和臺灣。據他自己說：“旅程合計八萬餘里，排成長線，堪抵環繞地球一週”（《三十自紀》）。

何以也到過臺灣？原來，譚嗣同二十五歲時，和比他長九歲的二哥譚嗣襄同伴到京赴考，兩人同時落榜。嗣襄失意之餘，便隻身赴臺，走投靠遠房親戚唐景崧，時唐任臺灣道員。經唐向臺灣巡撫劉銘傳說項，給他一個辦理鹽稅的職務。大概是他的二哥在臺期間，嗣同跑到臺灣找過他。

譚嗣同手跡

嗣同到過臺灣是由梁啟超說出的。可是據嗣同的自述《三十自紀》上說，他和嗣襄是在漢口分手，而嗣襄到臺的同一年，便因病死在臺灣，接得噩耗，使他一慟暈厥。這樣說，如果嗣同到過臺灣，也只有和他二哥同程去的。既然在漢口分手，又無此可能。

這一年，也就是嗣同落榜回來，他父親譚繼洵從甘肅布政使調升湖北巡撫，他就隨同到武昌任地。當時湖廣總督是張之洞，他是主張“中體西用”的洋務大家，當代不少名流學者都集中在他身邊，金石學家繆荃蓀、數學家徐建寅、軍事學家姚錫光、地理學家錢恂、歷史學家楊守敬和西洋學家辜鴻銘，濟濟多士，名冠一時。譚嗣同在武昌的期間，和這些一時之選的學者作遊，互相切磨，對他的學問形成影響很大。

光緒二十二年（1896），嗣同三十二歲。北上結識了梁啟超，日夕過從，很談得來。先一年，他已聞康有為之名，並輾轉得到過康有為給他的信函和《長興學紀》，至此又經梁啟超介紹康有為的思想主張，大加佩服，願為康的“私淑弟子”。那時，北京的強學會被封閉，他很惋惜，便主張爭取漢口英國領事的支援，組織湖南強學會分會。同年七月起，嗣同在南京候補知府，空閒時間很多，他集中精神用功鑽研中西學問，寫成哲學著作《仁學》。

我自橫刀向天笑：譚嗣同（3）

沖決重重網羅的《仁學》

《仁學》在哲學範疇中，雖不是很成熟的理論見解，但嗣同秉賦特厚，立志又高，在常人非面壁十年才能寫成的哲學理論，在他卻是得自靈機一動之間。寫《仁學》的目的，據他自敘：

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報，初當沖決利祿之網羅；次當沖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沖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沖決君主之網羅；次沖決倫常之網羅；次沖決天之網羅；終將沖決佛法之網羅。

《仁學》書影就是說，要同一切封建束縛決裂，具有粗樸的民主精神思想。

可是，嗣同雖反對封建理論，卻不敢同孔教真正決裂；他咒罵君主專制，卻為擁護光緒帝變法賣力。他雖慷慨激昂，仍然逃不出被織成蛛網一樣的封建勢力的束縛。

這本《仁學》的哲學書，實際上是儒家、墨子、老莊、佛學和西學的糅合，渲染得更多的卻是先驗論和神秘主義。嗣同拿“以太”一詞作為他的哲學術語，說萬物都有知覺，都有靈魂。他既然把“以太”認為是既是物質的，又是精神的，是物質而精神的混合物，這就抹殺了物質和精神的界線。這種神秘哲學，很容易把人引入迷宮。

另一方面，嗣同強調“五倫”中，朋友之倫，要比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來得重要，因為從“平等”、“自由”和“節宜惟意”來說，惟朋友之間才具備這些條件。所以，他說宇宙原理的“以太”亦即“朋友之道”，“仁”亦即“任俠之道”。他呼籲應該把“朋友之道”組織起來，他就把它定名為“學會”，就像基督教會一樣。

用現代話來給它詮釋，嗣同的朋友之道也就是今日所謂“同志”；他的仁，也就是今日所謂“同志愛”；他的學會，也就是今日所謂“黨組織”。譚嗣同多少已經按摸到時代的命脈。

翌年，1897年，亦即戊戌變法的前一年。湖南巡撫陳寶箴是惟一傾向變法的封疆大吏。這一年，調任湖南按察使（省的刑法官）的黃遵憲和學政（省的文教官）江標的後任徐仁鑄，都贊同變法。陳巡撫就邀請嗣同回湖南，辦理學堂、學會和報刊，梁啟超也應約同來。十月，長沙設立時務學堂，梁啟超擔任“中學”總教習，譚嗣同、唐才常等擔任分教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