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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西學”總教習,蔡鍔就是這時候收進來的學生。
梁啟超以康有為在萬木草堂的教學原則為藍本,制訂《湖南時務學堂學約》,設經學、子學、史學、西學等課程,是從舊式書院到新式學堂的過渡形式,也是作為科舉、八股的對立物產生的。當時,湖南就發生了新舊的衝突,守舊派的領袖嶽麓書院山長(院長)王先謙,和別號“葉麻子”的葉德輝,就起來攻擊新派。說梁啟超宣傳不要父母、不要君上的邪教,要把他驅逐出境。
頑吏阻撓,皇帝召見
在譚嗣同、唐才常的積極策劃下,光緒二十四年(1898)2月,“南學會”成立。南學會是康有為在北京所創強學會的繼續和發展,規定由地方有威信計程車紳十人擔任會長,再由這十人根據自己的瞭解和朋友的介紹,每州每縣招收會員三到十人。總會設在長沙,各府廳州縣設分會。講論是會中的主要活動,每月四次,由黃遵憲等主講學術、政教、天文、輿地等內容。聽講的人空前踴躍,憑單聽講,往往“人尚未來而坐已滿矣”。
這種情況,反映了湖南人追求新思想的願望,很想從封建傳統思想的禁錮中解放出來。當然又發生了新舊的衝突,王先謙曾先起來攻擊南學會是宣傳“邪說”,散佈“淫詞”,宣佈南學會邵陽分會負責人樊錐的罪狀,是“背叛聖教”、“惑世誣民”。把樊錐和皮錫瑞逼離湖南。
報刊方面,先是學政江標已在長沙創刊《湘學報》,正式名稱叫做《湘學新報》。此報的宗旨“不談朝政,不議官常”,專門講究實學。但基本態度上贊成康有為的說法,是昭然可見的。同年三月,譚嗣同、唐才常等又創辦《湘報》(日報),作為南學會的機關報,刊載了不少有關維新變法的論文,主張“君民共主”的立憲政治,認為只要“利之所在,聽民自興之;害之所在,聽民自去之”,就可以使舊法逐漸解體,新法逐漸推行。湖廣總督張之洞,認為《湘報》所載的文字有“煽動人心,犯上作亂”之嫌,寫信給巡撫陳寶箴,要求加以約束,可見洋務派仍然不放過這種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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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橫刀向天笑:譚嗣同(4)
這一年(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年的6月11日,光緒下了一道《明定國是》的詔書,宣佈變法。6月16日光緒帝召見康有為,7月3日光緒帝召見梁啟超,8月29日光緒帝又命令嚴復、楊銳、劉光第、林旭等人來京晉見。嗣同因生病,延至9月才趕到北京,光緒帝召見他,叫他凡認為應變的事,隨時條陳。
9月5日,光緒帝特別給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等四品卿銜,擔任軍機處章京,當時被稱為“軍機四卿”。四個人中,劉光第是由湖南巡撫陳寶箴保薦的,楊銳是湖廣總督張之洞的門生,林旭是康有為的學生,只有譚嗣同是自己走出來的維新變法的積極人物。
覺悟一死的俠士氣節
譚嗣同應召赴京前,和他愛妻分別時,曾作一首《留別內子》的詩,詩字尾以數語,這一詩一跋,有如遺囑,後來真成語讖。
詩曰:
婆娑世界善賢劫,淨土生生此締緣。
十五年來同學道,養親撫侄賴君賢。
跋曰:
視榮華如夢幻,視死辱為常事;
無喜無悲,聽其自然。
惟必溫節儉,免得人說嫌話耳。
嗣同曾從楊仁山學佛,其夫人亦知佛法,十九歲結婚,譚嗣同像
今年三十四歲,正好十五年,故有“十五年來同學道”之語。跋中勸妻節儉,“免得人說嫌話”,正指他的庶母而言。從詩中可以看出夫婦恩愛之情。烈士多有一對恩愛夫妻,黃花崗烈士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令人讀之悲從中來,譚嗣同的《留別內子》詩亦復同然。
俠士的氣節,就是不成功便成仁。這位戊戌政變的俠士,壯烈犧牲的過程可分一先一後。後者已在前頭述出,也就是嗣同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東遊,嗣同不聽,再四強之,反說出“各國變法無不流血而成”語。卒不去,故及於難。
先者,則是九月十八日夜間,嗣同訪袁世凱於法華寺(袁的寓所)。他把維新變法的惟一希望,寄託在袁世凱身上。他對袁說:“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祿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梁啟超《譚嗣同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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