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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克（P。　Drucker）於20世紀90年代提出並給予系統闡釋的“知識社會”和“知識工作者”概念，斯蒂格勒（G。　Stigler）和貝克爾（G。　Becker）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提出的“消費者－生產者”概念，以及貝克爾於20世紀90年代初提出且至今在經濟學界響應者寥寥的“勞動分工、協調成本與一般知識”問題，最後，貫穿了兩千年以來西方經濟學思想史的核心概念——“幸福”、“價值”、“財富”。

斯蒂格勒和貝克爾1977年在芝加哥大學經濟系主辦的權威刊物《政治經濟學雜誌》發表論文，捍衛經濟學關於“口味的穩定性”假設，為此，他們引入了所謂“家庭生產函式”。幾乎與此同時或稍早，澳大利亞經濟學家蘭開斯特（K。　Lancaster）於20世紀70年代後期發表了關於“生產者－消費者”　（producer…consumer）理性選擇的論文。由此，以往經濟分析中的“理性選擇模型”被擴充套件為所謂“生產者－消費者”理性選擇模型。

這一模型的基本思想是要把馬歇爾提出的單純的“消費者理性選擇模型”和單純的“生產者理性選擇模型”合而為一，用來刻畫那些僅以自己的消費為生產目的的生產者的理性行為。我在為《體驗經濟》中譯本撰寫的序言裡專門介紹了這一模型，此處不贅。基於經濟分析傳統內的斯蒂格勒和貝克爾的“生產者－消費者”概念，托夫勒提出的“prosumer”概念應當被譯為“生產者－消費者”，但於漢語不雅，故可譯為“消費生產者”（本書中譯為“產消合一者”——編者注）。

托夫勒的“消費生產者”概念特別適用於“知識社會”和“體驗經濟”。此時，我們每一個人的消費和生產都是個性化的——目前流行的所謂“DIY”（由你自己拼裝）電腦、傢俱、住房等商品，就已經體現了這一理念，而DIY元件的標準化則表明消費生產者尚難割捨“規模經濟”的好處。作為充分發展的“個性化生產”的一個方面，或者，如馬克思預言過的，勞動作為“人的第一需要”，我們看到，勞動將日益成為“義務的”而不是“僱用的”。托夫勒指出，此處“義務”一詞，僅僅表示不收取貨幣形式的報酬，志願者從義務勞動可以獲得足夠豐厚的精神形式的報酬。

時光流轉，當年與老師一起發表那篇論文的學生貝克爾，與他的老師一樣，已成為一位諾貝爾經濟學家（斯蒂格勒1982年獲獎，貝克爾1992年獲獎）。獲獎那年，貝克爾與自己的學生聯名在哈佛大學經濟系主辦的權威刊物《經濟學季刊》上發表了一篇似乎與“消費生產者”模型不相關的論文，題目是“勞動分工，協調成本與知識”。雖然我不很贊同貝克爾對社會科學基本問題的解答（參閱我和貝克爾教授的談話，收錄於高小勇、汪丁丁主編《專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朝華出版社，2005年），但我非常讚賞他在這篇論文裡提出的基本問題：如果人類社會進步依賴於勞動分工，如果勞動者的自我意識隨分工發展而逐漸強化並把社會帶入“個人主義的時代”，又如果在個人主義的時代，協調分工著的勞動者需要支付日益增加的成本，並且這一成本的上升最終抵消了勞動分工的全部收益，那麼，社會將如何持續發展呢？

作為對比，讓我引述托夫勒在《財富的革命》裡發表的看法：“在某一點上，一體化的成本可能超過這種超級專業化的價值……新的財富體系要求完全的重新組合，在整個經濟程序中，將越來越臨時的技能組合用於越來越臨時的用途。對於財富創造來說，沒有什麼比這更深層、更根本的了。”

托夫勒的上述看法，其第一部分與貝克爾提出的分工及協調成本將導致的基本問題一致。但托夫勒所提出的解決這一基本問題的途徑，即透過分工著的勞動者之間在越來越臨時生產過程中的越來越短暫的功能性組合來降低協調分工的成本，則是貝克爾完全沒有論及的。儘管如此，貝克爾的洞見仍與托夫勒的洞見密切相關。根據貝克爾提供的解釋，決定協調分工的總成本的首要因素是“一般知識”的積累及在勞動者當中的普及程度。根據我對貝克爾思想的解釋，此處“一般知識”應當包括：（1）制度性知識，例如語言、默契、行為規範；（2）普及了的技術性知識，例如算術、化學、電子工程學，等等。這些知識的普及，使勞動者們在瞬息萬變的分工中保持協調並且保持協調成本足夠低廉。否則，他們生產的商品的價格就將隨分工的協調成本的上升而上升，最終使這一商品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

知識社會與知識資產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