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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此，貝克爾強調一般知識的獲取、積累、擴散，對於降低分工協調成本和擴充套件勞動分工範圍的極端重要性，並相信這一過程是斯密“勞動分工原理”的本質。

眾所周知，斯密《國富論》的主要貢獻是最終確立了這樣一項基本原理，它可以分三部分陳述：（1）國民財富增長的最終源泉是勞動分工；（2）勞動分工受到市場廣度的限制；（3）貿易的自由化可以拓展市場廣度。因此，自由貿易被認為是取消對勞動分工的限制從而取消對國民財富的增長的限制的唯一有效途徑。

貝克爾的分工協調與一般知識的理論則導致這樣一項基本原理，它也可以分三部分陳述：（1）在勞動分工的拓展與國民財富的增長之間，最重要的中介原因是各種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的專業化；（2）勞動的專業化是哈耶克曾指出的“知識的分離”的最主要原因，並且因此而發生日益增加的協調分工的成本；（3）一般知識的積累及其在參與分工的專業化勞動者之間的分享，可以降低協調分工的成本，從而導致分工的拓展和財富的增長。

因此，自由貿易不再是國民財富增長的唯一源泉，自由貿易也不再是經濟學家能夠提出的主要政策建議。按照貝克爾的理論，一般知識的積累和分享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可以遠遠超過市場拓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因此，貝克爾理論的政策含義是：教育和研發部門的效率及知識的普及程度，是當代國民財富增長的最重要源泉。

托夫勒對未來分工的協調方式的預測——“臨時組合”，並不是單純基於降低協調成本，而是基於更深層的財富創造原理。這一原理的更通俗且更全面的闡釋，是由德魯克在1993年的《後資本主義社會》鉅著中給出的。

德魯克預言，工業社會已經進入了“後資本主義時代”，“知識”將成為唯一重要的資本，從而勞動者與資產者之間的階級對立將消失，或至少發生本質性轉化，從“兩個階級”之間的對立轉化為無數以個體經驗為知識資本的專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在隨後的10年裡，直至生命的終點，德魯克繼續論述這一思想。他指出，這些因知識分工而成為職業勞動者的專家，其實應當被稱為“知識勞動者”。他們的日常工作往往同時是體力勞動的和腦力勞動的，例如，典型地，飛機維修師、計算機系統的操作員、住房環境汙染程度檢測員、心理及養生保健諮詢師、提供醫療服務的專業護理人員和各類醫學呈像儀器的操作者。

德魯克的“知識社會”概念所蘊涵的知識社會需要解決的各種問題當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兩大基本問題是：（1）知識的定價問題；（2）知識勞動者的道德自律問題。

又根據我對各項知識之間關係的理解（參閱汪丁丁《知識沿時間和空間的互補性以及相關的經濟學》，《經濟研究》，1996年），德魯克所論的知識勞動者各自擁有的專業知識之間，存在著強烈的“知識互補性”。正是這一強烈的知識互補性，使分工與協調的社會網路不斷擴充套件從而使財富在更大範圍的不斷創造成為可能。

另一方面，霍普金斯大學經濟學教授培頓·楊最近出版的演化經濟學著作——中譯本書名為《個體策略與社會結構》（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5年），已經提供了結成社會網路的知識勞動者們的知識交換過程的演化過程的分析方法。

把貝克爾所論的知識擴散過程嵌入社會網路，這一研究議題正凸現為當代經濟學討論的熱點之一。這一研究議題，由於涉及遠比托夫勒的一系列著作專業得多的知識，此處不予介紹。在這樣一篇短文裡，我同樣不可能對上述德魯克提出的知識社會的兩大基本問題有更深入的探討。下面，也是作為這篇短文的結尾部分，我將盡可能簡短地介紹博依索特的研究論文。

博依索特的《知識資產》，最近有了一個出色的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故而我可以直接介紹他在提出了“知識資產”概念之後發表的最新論文——“資料，資訊，知識”（《演化經濟學雜誌》，2004年，總第14卷，第43~67頁）。

知識社會與知識資產問題（4）

他在這篇論文裡論證，我們對世界分類時使用的那些範疇，藉助於情感與理性，已經先驗地在各種特定情境內為我們設定了意向性。如波普所論，只有藉助於習慣性的思維和行為，我們才可能生存到今天。資料之有意義，是因為接收資料的人已經積累了足夠知識來理解這一意義。資料是低耗能系統，它只改變行為意向。

現在，我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