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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可能把其預測的基礎侷限於天真的推理。這使他對日益迫近的經濟崩潰的預兆的疏忽，以及政府內外的其他專家們的這種疏忽，顯得極端令人費解。

我說過，在泡沫破滅之前，你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正處於泡沫之中。但是，當房價自2000年起上漲超過60％並在2005年出現上漲減緩的跡象，普通媒體對房地產泡沫的誠摯討論就開始了——如我們所知，金融類雜誌對此問題的討論始於更早的時間。2006年、2007年以及2008年的前六個月裡，警鐘變得更加響亮。但是當金融危機在2008年9月發展成熟並最終襲擊了這個國家的時候，還是令政府、金融界、經濟學界以及公眾大為震驚，即使它已經孕育了三年之久。

我們可以從研究突然襲擊的文獻中獲取一些教益，來幫助我們理解專家們對於警示訊號的無視。比如說，羅伯塔·沃斯代特的書《珍珠港：警示與決策》。如沃斯代特所解釋的，有很多跡象表明日本將於1941年襲擊西方國家在東南亞的屬地，例如富有石油的荷屬東印度。針對美國駐夏威夷海軍的襲擊，會是日本在襲擊荷屬東印度、緬甸或馬來亞時保護其海軍東側翼的一個合乎邏輯的策略。造成預警資訊被忽略的部分因素包括：某些前見（先入為主的偏見），針對不確定的危險採取有效防衛措施的成本和困難，以及缺乏一種用以蒐集、篩選、分析來自很多淵源的預警資訊並把它提交給政府決策層的機制。要保護所有可能遭日本侵略襲擊的目標，成本會極為高昂，而且勢必會影響我們針對德國的戰爭準備，而後一戰爭被認為是不可避免的。否認日本的威脅，是一種為避免面對防禦日本侵略的巨大苦難而產生的心理訴求方法。

類似的原因造成了留意2008年金融危機預警訊號的困難。儘管不少知名的商界領袖、經濟學家和金融記者幾年來一直在警告，我們的金融機構資金槓桿比率過高，但他們的警告對政府官員、股票市場或一般公眾幾乎都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2008年9月，伯南克和保爾森——二人加起來，全權掌握著美國經濟政策——讓雷曼兄弟公司破產了，他們當時顯然沒有意識到這一事件可能引發的一系列後果：世界範圍的信貸凍結，以及股票價格跳水。在雷曼兄弟公司破產之前，人們甚至連經濟衰退與否都不能確定；在它倒閉之後，就感到有可能出現一場經濟蕭條。然而在10月的時候，伯南克和保爾森仍舊堅持認為銀行業的問題是流動性不足，而非資不抵債。直到11月下旬，美聯儲才推出一項應對經濟蕭條級別的貸款計劃。如果2008年秋天的拯救努力在貝爾·斯登公司倒下的時候就做出的話，這場經濟蕭條的腳步可能在六個月之前就會被遏止。但是到了這時候，一場經濟蕭條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因為銀行救助計劃不可能在宣佈那天就產生效果。開始適應嚴峻的經濟緊縮之預期的廠商和消費者不會在經濟救助計劃宣佈的那一刻就立刻轉向；他們不知道救助計劃何時能產生實效，也不知道其生效條件和後果是什麼。他們現在仍然不知道。

第四章　為什麼經濟蕭條未被預測出來（2）

為什麼在時機還來得及的時候，警告和警示訊號都被忽略了？即使不相信，至少也應該調查一下啊？前見起了作用。在不確定的情況下，人們感到受誘惑、實際上是不可抗拒地將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立基於理論前見、世界觀、意識形態。實際上，頭腦保持白板狀態是不理性的；那意味著拋棄有用的知識。但是，由以往經驗所形塑的前見可能妨礙人們對新挑戰的應對。如果政府官員，以及他們特別倚重的經濟學家，那時候對市場恢復的信心少一些的話，他們可能就研究房地產和金融市場了，以尋求市場失靈的警示訊號。但是大部分經濟學家，以及共和黨總統們願意任命的那種官員，都特別信奉自由市場的意識形態，該意識形態教導人們，競爭的市場總體上具有自我矯正的能力。這些官員及其願意諮詢的經濟學家們不願把市場設想為一種可能在無法預測的情況下奇怪地突然發作的癲癇病人。

貝葉斯決策理論告訴我們，如果人們擁有的決策依據不足，先在的信念就會影響決策者對新情況的反應——而且應該如此，但條件是前見必須立足於現實。我已說過，前見中包含著知識。但是政治意識形態之外的前見也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塑造，例如脾性、個人和家庭的歷史、重要的生活經驗、宗教信仰、種族。這些因素在商人身上的作用有限，因為競爭會懲罰那些基於意識形態做出的商業決策。政治和學術也有競爭性，但這兩個行當的從業者卻不受底線的嚴苛規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