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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證券化對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也起到了鼓勵作用。不必再等上25或者30年才能收回不動產抵押貸款的全部本金和利息，將抵押貸款變換為證券，使銀行提前獲得了貸款的現值，增加了銀行當下的利潤，而該利潤的一部分會以薪水、獎金、津貼或者股票的形式發放給銀行管理者。銀行總是可以出售抵押貸款的，不過，資產證券化使抵押貸款市場獲得了更大的資本流動性。

問題的根源在於信用貶值而非商人或消費者行為的不理性。廉價的信用刺激了經濟活動，引發資產價格上漲，包括不動產價格的上漲，而不動產是這個國家的資產基礎的一個巨大的組成部分。為了利用這種價格上漲，潛在的買家更多地借款，貸款者更多地貸款，價格就被抬升到更高水平，而且，貸款人也更多地借款，由此才能更多地貸款。資金槓桿比率趨於上升，銀行業的迅速膨脹帶來了嚴峻考驗。到了某一點，資產價格的上升勢頭變得難以為繼，但沒有人事先知道這個點在哪裡。在人們感到那個價格高臺將要觸頂（隨之而來的將是不可避免的崩盤）之前，對退出市場、放棄誘人的利潤機會具有一種理性的厭惡。這一經濟模式在不同國家裡反覆重演。

通常來說，事態發展的結果只是經濟衰退。但是，安全儲蓄的匱乏和銀行業的高資金槓桿比率結合起來，就會使經濟衰退惡化為經濟蕭條。當銀行業收緊貸款時——這是過高的資金槓桿比率帶來嚴重損失的結果——消費者就很難透過借款來維繫其消費，個人消費支出的急劇萎縮會透過引發深度價格折扣使經濟跌入通貨緊縮。記住，價格下跌會鼓勵人們儲蓄現金，這一方面會直接壓縮消費，另一方面還會透過壓縮信貸來壓縮消費，因為儲蓄起來的錢沒法用於貸款了。

利息率越低，人們投資於低風險證券所得收益也就越少，借款也就越廉價，由此造成借款和將借款投資於股票市場和泡沫化的房地產市場也就愈加廉價。但是，人們已經把自己置於隨資產價格下跌而失敗的過程中了。

我所描繪的這種泡沫經濟中的風險行為，就個人來說，是理性的。但就集體來說，是非理性的。一個人在決定減少儲蓄的時候，不會考慮他的決策對整體經濟造成的微不足道的影響，但任何一位銀行家在決定銀行資本機構中的資金槓桿比率時都會考慮這種影響。一個人理性地忽視其經營與消費行為的間接影響，107正是政府在監管金融行為時有責任比僅僅防止欺詐、盜竊及其他侵害財產和契約權利行為——自由至上主義者認為這些就是政府職責的全部——做得更多的原因。如果沒有比那更強有力的金融監管，守法的金融從業者和消費者的理性行為就可能促發經濟災難。

不僅競爭迫使商人成為利潤最大化的追求者，這暗示了，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他們只願接受較小的破產風險；而且，我們也希望他們成為利潤最大化的追求者——這是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但是在這個例子中，私德成為一種公害，因為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人理性地忽視了他的行為與其競爭對手的行為結合起來以後可能摧垮整個經濟的微小機率。類似地，當經濟疲軟的時候，人們削減消費增加儲蓄是理性的行為。這是針對經濟下滑的一種理性應對措施。但是，在這麼做的同時，也使經濟下滑的態勢更加嚴重了。從總體的社會視角來看，我們希望人們在經濟狀況好的時候儲蓄、經濟狀況差的時候消費，但是從個人的立場來看，108相反的做法才更加明智，除非某人恰好在經濟狀況差的時候幹得好，而在經濟狀況好的時候幹得差。在那些為了展示或者激勵節儉美德而削減奢侈品消費的人中間，私德與公害之間的反差尤其引人矚目。從私德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不錯的姿態，但是如果有很多人都這麼做的話，就會因極大地減少個人消費支出而造成加深經濟蕭條的結果。

總而言之，商人和消費者的理性最大化，全都在財產和契約權利的框架內以或多或少的聰明才智追求自利，可以為經濟災難鑄就基礎。沒有必要把認知奇想、情感力量、性格缺陷引入到因果分析中來。這不僅對簡化分析來說很重要，而且有助於避免政府去尋求改變商人和消費者心態與性格的努力——這很可能是徒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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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為什麼經濟蕭條未被預測出來（1）

對處於很多生活場景中的很多人來說，最好的預測方法就是假定未來，特別是晚近的未來，會類似於過去，特別是晚近的過去。我記得那時候預測明日天氣的最佳方法就是假定它與今天類似。但是，像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這樣的商業週期專家看起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