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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採取遏制措施。林塞之後繼任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中沒有一個人是經濟學家，也沒有一個人在經濟政策制定中發揮出了可見的作用。伯南克曾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直到2006年他被任命為美聯儲主席為止，接替他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是愛德華·拉澤爾，他儘管是一位不錯的經濟學家，但卻是一位勞動力經濟學家，而不是宏觀經濟學家或者金融經濟學家。布什的白宮官員不是為了應對經濟蕭條而選任的。這種狀況現在要改變了。勞倫斯·薩默斯是一位宏觀經濟學家，而拉澤爾的繼任者克里斯蒂娜·羅默是一位蕭條經濟學專家。

布什政府經濟管理中的另一個錯誤是赤字財政預算，致使國債規模大幅增加。到金融危機發生之前，國債數額已是如此巨大，以至於只有使經濟受到嚴重擠壓，才能負擔得了刺激經濟復甦的努力所要求的鉅額財政支出，同時不至於使美國經濟遭受長期嚴重損害。赤字財政預算還有另一重意義。它提高了我們對外國資本的需求——為赤字預算籌措資金。因此它就鼓勵了中國、日本、德國之類出口導向型國家的貿易政策，這些國家願意以它們出口到美國的商品換取美元，並將這些美元投資在這裡，這種活動透過降低利息率為我們（以及他們自己）鋪平了通往經濟蕭條的道路。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第九章　責任分配（2）

經濟學職業界在基本政策問題上的分歧將經濟政策的控制權拱手讓給了政治偏好。於是，就讓教條主義的自由市場、親商業、反監管的意識形態控制了布什政府的經濟思考，直到經濟蕭條臨頭，監管措施才開始執行（或者沒有執行），由此意識形態才退隱。

商業需要有合理穩定程度的政治環境。由於緊急財政援助計劃完全是針對特定目的的，所以銀行不知道該站在哪裡。不確定性會使針對銀行的私人再投資成為不可能。指責財政援助計劃的運作缺乏“透明度”和“責任心”（這個問題或許現在將要變化了）的呼聲是正確的。但有一個更簡單也更重要的問題是，銀行根本不知道它們將會面臨什麼，這進一步強化了銀行合乎常理的不願放貸的態度（因為資本不足），以及它們在吸引私人資本上的無力。監管改革的前景只能進一步加深銀行所面臨的不確定性，加重其癱瘓程度。

如果政府制定出了融貫的經濟蕭條應對計劃，那麼在對策上所存在的政治化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保守主義者尤其不滿經濟刺激計劃，而自由主義者則尤其不滿財政援助計劃——就會減少。於是就可能出現由專業人士制定的非政治性的計劃，進而責任就會被轉移到政客們那裡：他們就要為實現其可能被曝光的*裸的政治目的而向專業人士發起挑戰。

格林斯潘和伯南克這兩任美聯儲主席的領導必須被視為這場金融危機及隨後陷入經濟蕭條的主要原因。格林斯潘的巨大聲望給了他很大的自由度，可他卻沒有利用它來透過提高利息率抑制房地產泡沫、透過更果斷地行使美聯儲對商業銀行的控制權來抑制高風險貸款。他以為他能夠透過等待泡沫形成並破滅、然後再降低利息率來收拾殘局的方式避免政治論爭。他是自己過去之成功的囚徒。

一個進一步的問題是，自1970年代“滯漲”以來，研究商業週期的宏觀經濟學家的首要任務就是，透過將利息率保持在一個較高但又不會高到引發經濟衰退的水平來防止通貨膨脹。格林斯潘似乎在2000年代早期就已校正了這一週期——利息率保持在低水平，通貨膨脹率雖然確實上漲了，但卻仍然處於可容忍的限度內。如果看起來我們既可以保有較低的利息率又不會出現不可接受的通貨膨脹，對於經濟衰退的擔憂就消退了，因為低利息率刺激了經濟活力因此降低了經濟衰退的危險。只是在低利息率引發通貨膨脹的時候，經濟衰退的威脅才會出現，因為美聯儲將有動機提升利息率以消除通貨膨脹；這就是1980—1982年嚴重經濟衰退的原因。低利息率可能引發信貸盛宴，信貸盛宴又進而可能引發經濟衰退甚至經濟蕭條——這一事實處於政策的雷達螢幕之外，之所以如此，其部分原因在於，廉價信貸和放鬆金融監管二者之間的相互增進效應被人們忽略了。

有一些讀者可能會認為，我對美聯儲和經濟學職業界太過挑剔，同時又對金融界人士太過寬容——這看起來可能與我的下述主張相矛盾，即認為這場經濟蕭條是資本主義的一次失敗。但是，儘管金融業人士對這場經濟蕭條負有主要責任，我卻不認為可以為此而責難他們——意指道德譴責——就像人們不能責難獅子吃掉斑馬一樣。資本主義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社會。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