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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觀經濟政策上所存在的意識形態分歧——這些分歧反映在彼此敵對的一些宏觀經濟思想學派中，如貨幣主義學派、凱恩斯學派、新凱恩斯學派、新古典經濟學派、奧地利學派——阻斷了共識，並使政客和公眾彷徨於沒有道路的荒野。在一個領域中存在若干相互對立的學派這一事實本身表明這個領域是柔弱的，不管其從業者是多麼的出色。

對於經濟蕭條的原因與對策的經濟學理解尚沒有進展到可以使分析不再受意識形態影響的程度。在受到經濟學家與他人共有的政治情感影響的經濟論戰中，雙方都提出了一些好的論點及論據，但論戰卻無法透過經驗性檢驗的方法加以解決，在這種情況下，由意識形態所塑造的前見將會給論戰者造成迷惑性影響。此外，這場經濟蕭條，就像上一場經濟蕭條一樣，可能會刺激經濟學家進行一些新的思索，同時為經驗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資料。

這一討論或許有助於解開另一個謎題：為什麼新聞界，包括金融媒體和一般媒體，對於迫近的經濟危機比經濟學家更警覺。不論新聞報道者具有與本·伯南克或者羅伯特·盧卡斯之類的人相關的何種智識侷限，他們至少都沒有受到來自於經濟理論或經濟史的前見的羈絆。而且他們比經濟學家更加貼近現實，這可能使他們得以在訊息抵達美聯儲和學術界之前，就在貼近地氣的層面上感知到了房地產泡沫和高風險住房抵押貸款。

新聞界和學術界之間還有一個差異。新聞業，即使採納了《經濟學家》雜誌那樣的穩健風格，也是靠戲劇性報道，即靠衝突和驚恐、矛盾和突變才能繁榮。和房價上漲—相比，經濟泡沫和銀行破產是更加刺激的商業新聞。新聞記者對麻煩事的預兆充滿警覺——但這枚硬幣的另一面是，專家和官員們傾向於把記者當作危言聳聽者而忽視其警告。

第九章　責任分配（1）

我說過，這場經濟蕭條的根本責任在私人部門。由於我們時常遭遇經濟衰退，要政府防止經濟衰退的發生恐怕是不現實的；毫無疑問，我們至多隻能期待政府防止某一些經濟衰退的發生，並減輕另一些經濟衰退的危害。不過，鑑於我們擁有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經歷，以及那時候鍛造的、預防經濟蕭條重演的工具，人們可能期待政府能阻止經濟衰退惡化為經濟蕭條。人們希望，政府在2008年秋天採取的措施以及今年明年將要採取的措施能夠阻止這場經濟蕭條陷入上一次蕭條的那種深度。但是，已經和將要採取的措施的代價是高昂的。這些措施反映了一種日漸顯露的信念：我們真的處於經濟蕭條之中了，儘管蕭條這個詞依然是一種禁忌。拯救措施會對經濟造成長期的損害。而且，由我們的經濟蕭條所觸發的這場全球經濟蕭條對於世界和平、對於美國的國際聲譽與影響力都有一些不祥的意蘊。

所以，可將經濟衰退歸咎於市場，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經濟衰退經常會惡化為經濟蕭條，在政府從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後果中學會預防辦法之前，就常常是這樣。但是這並沒讓政府脫得了干係。它未能採取及時而且融貫的措施阻止經濟下滑。失敗的種子早在始於1970年代的放鬆銀行和信貸監管的運動中就埋下了。格林斯潘、魯賓和薩默斯，克林頓時代美國經濟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放任了蒸汽泡沫的蓄積，它逐漸把房地產業和銀行業吹上了天。

不過，如果沒有布什政府對於經濟的不當管理，可能也不會出現經濟蕭條。不應該責備布什2004年再次任命格林斯潘為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那時候享有崇高的聲望；只是後見之明才讓我們看出，他的聲望是名不副實的，而且在這一職位上呆過十七年之後，他已經因戀棧而不再受歡迎了。而伯南克看起來像是2006年接替格林斯潘的絕佳人選，而且那時候可能確實也是，儘管他繼續犯下了嚴重錯誤。同年，保爾森擔任財政部長之任命在當時是有道理的，儘管後來再看是錯誤的。

布什犯了一個錯誤，就是2002年12月解僱了他的主要經濟顧問勞倫斯·林塞——原因主要是林塞的先見之明：與官方意見相反，他預測即將到來的伊拉克戰爭不會是廉價的（儘管他還大大低估了戰爭花費）。林塞是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曾經任職於哈佛和美聯儲，他曾在1990年代警告過網路經濟泡沫，而且很可能比布什政府中的任何其他高階官員都更早地發現極為危險的房地產泡沫，並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