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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漸漸拋棄和平的夢想了。……我從此走上了‘和比戰難百倍’的見解。”1937年8月13日，上海戰事爆發，胡適的和平幻夢徹底破滅。至9月初，胡適審察世界情勢，已經完全改變了主和的立場。從此，胡適拋棄了和平的夢想，走向了“和比戰難百倍”的見解，由避戰求和走向了苦撐待變。

1938年7月30日在倫敦，胡適曾給傅斯年一信，提出“國事至此，除苦撐待變一途，別無他法”。8月13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大部分論國際形勢。廷黻前有信來，其意似欲令孔肩負和議。此事是妄想。我故有長電，說我‘六載主和，然十個月來觀察國際形勢，深信和比戰更難萬倍……故我唯有咬牙苦撐。’”10月20日，他又向蔣介石電陳“和談比戰爭更難百倍”的意見，反對和談。11月3日，胡適復翁詠霓電：“六年之中，時時可和，但事至今日已不能和。六年中，主戰是誤國，不肯負責主和是誤國，但今日屈伏更是誤國。”12月29日，胡適又在病床上致電汪精衛，反對他的和談路線，其中說：“上月曾由翁詠霓兄詳陳和戰問題之鄙見。此時國際形勢果好轉，我方更宜苦撐，萬不可放棄十八個月的犧牲。適六年中不主戰，公所深知。今日反對和議，實為國家百年設想，乞公垂聽。”胡適想用此電拉住汪精衛，但就在這一天，汪精衛在越南釋出豔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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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逼上梁山”（1）

1938年7月20日，以非正式使節身份出訪歐美進行國民外交的胡適收到紐約轉來的電報，蔣介石敦請胡適出任駐美大使，以取代將要卸任的王正廷。得此訊息，胡適頗有些躊躇。作為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胡適曾許諾士林二十年不入政界，他的夫人也總是勸他不要走上政治的道路；但是如今國難當頭，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卻又不能不勉力奔走。幾經考慮，胡適還是決定堅辭大使職，並擬好請辭電文：“二十餘年疏懶已慣，決不能任此外交要職。”他將回電交給朋友們看，遭到朋友的一致反對，朋友們都認為國難當前，不應“推卸此事”。胡適陷入痛苦的抉擇之中，直至7月26日，“半夜後始決定，此時恐無法辭卸；既不能卸，不如‘伸頭一刀’為爽快，故最後修改電文為接受此事。大意是：現在國家是戰時，戰時政府對我的徵調，我不敢推辭”。

胡適對實際從政，是有所保留的。一方面是愛惜羽毛，胡適的後輩朋友唐德剛曾回憶說：“有一次我問李宗仁先生對胡先生的看法，李說，適之先生，愛惜羽毛。這四個字倒是對胡先生的很恰當的評語。胡先生在盛名之下是十分愛惜羽毛的。”另一方面則是擔心加入政府之後，不免成為政府的尾巴，反而失去了他做一個政府的諍友的作用和地位。胡適一生追求人格獨立，言論自由，接受大使的任命，就一定意義上來說，是對獨立和自由的背離。決定接受大使任命後，胡適的心情很不輕鬆。7月30日，胡適寫信給傅斯年，信中說：“我自己受逼上梁山（指任駐美大使），你們當有所知，何以都不電告你們的意見。萬不得已，我只得犧牲一兩年的學術生涯，勉力為之，至戰事一了，仍回到學校去。”是日，致信夫人江冬秀說：過去曾發願“二十年不入政界，二十年不談政治。那二十年中，‘不談政治’一句話是早就拋棄的了。‘不入政界’一句話，總算不曾放棄。……今日以後的二十年，在這大戰爭怕不可避免的形勢裡，我還能再逃避二十年嗎？……我只能鄭重向你再發一願：至遲到戰爭完結時我一定回到我的學術生活去”。

1938年9月13日，胡適接獲大使的任命電報：“駐美利堅國特命全權大使王正廷呈請辭職，王正廷準免本職。此令胡適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國特命全權大使。”是夜，胡適感慨良多，他在日記中寫道：“今天得外部電，說政府今天發表我駐美大使……二十一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在9月24日給江冬秀的書信中，胡適也有類似的表白：“我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現在國家到這地步，調兵調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沒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接受大使的任命對胡適來說是犧牲個人的自由獨立來為國家服務，這絕非矯情的飾詞，而是真實的內心掙扎。他曾對少數朋友表示：“對我來說，進入政府工作，就如同一個矢志做單身漢的人結了婚，雙方會失去許多自由。對我應該是惋惜，而不是恭喜。”當然這樣的說法，有一定的幽默和風趣的成分，不能太過認真，但這的確是一個妙譬。

胡適向有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