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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整體上看，大抵是真心跡。魯迅曾拿胡適、陳獨秀和劉半農做比較，這個比較的共同條件是“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在這倉庫的門前，內隱涵豐的胡適定然是在門上貼一張這樣的小紙條，書“內無武器，請勿疑惑”；豪氣沖天的陳獨秀則會爽然直豎一面大旗，直書“內皆武器，來者小心”，同時門戶大開；只有“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從這一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胡適性格中的韜光養晦，內斂含蓄。胡適若有意於仕途官位，早有不止一次的機會。1933年3月，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汪精衛就曾希望胡適出任###長，胡適致信婉拒，答曰要“儲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想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諍友”。1947年，蔣介石再邀胡適出任國民黨政府委員兼考試院院長，也被胡適婉拒，為此胡適覆信給王世傑說：“今日分別後細細想過，終覺得我不應該參加政府。考試院長絕不敢就，國府要員也絕不敢就。理由無他，仍是要請政府為國家留一兩個獨立說話的人。”“我不願意放棄我獨往獨來的自由。”由上觀之，胡適之不願進入政府，不願失去個人之獨立自由，確係其真心跡的表露。

“受逼上梁山”（2）

胡適之所以會被逼上梁山，其中的關鍵原因在於，從骨子裡來說，胡適還是一個傳統文人，他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很深，他曾向自己的妻子解釋他接受駐美大使任命的原因說：“國家際此危難，有所驅策，我何敢辭”？國家民族已到生死存亡的關頭，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知識分子，胡適絕對的將國家的利益置於個人志趣之上。1939年6月22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光甫來深談，他很高興。光甫做此事，真是沒有一點私利心，全是為國家。他有時也很憤慨，說‘我頭髮白了，還來受這氣惱，何苦來！’”胡適說的是陳光甫。其實，他自己又何嘗不是如此呢？1938年12月，胡適因過度勞頓大病一場，住院七十多天。胡妻江冬秀得悉後於次年4月請友人張慰慈發電，勸胡適辭職養病。胡適理解夫人的好意，次年9月21日，他在給江冬秀的家信中說：“我是為國家的事來的，吃點苦不要緊。我屢次對你說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國家是青山，青山倒了，我們的子子孫孫都得做奴隸。”胡適晚年也曾回憶自己早年的生活說：“在我一生之中，除了一任四年的戰時中國駐美大使之外，我甚少參與實際政治。但是在我成年以後的生命裡，我對政治始終採取了我自己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我認為這種興趣是一個知識分子對社會應有的責任。”正基於這種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感，胡適以非正式使節出使歐美期間，幾乎拒絕一切娛樂活動，他解釋說：“國家在破敗狀態。我們應該自己慎重，不可讓人因我們而訕笑我們這民族全無心肝。”胡適也不願獨自享受安逸舒適的生活。1938年2月，有幾家美國大學想聘他講學，其中哈佛大學想聘任他為客座教授，講授中國文學史或者思想史，年薪八千元。一流學府、專職學術、優厚的待遇，躊躇良久，胡適還是辭掉了，“由於戰爭在繼續，所以對於這個經濟上非常優厚，同樣在道義上要求我全身心的投入到教學和研究中去的職位，我憑良心不能接受。我有理由肯定，我將無法擁有足夠平靜的心靈”。在5月5日的家信中胡適說：“教書的事，我很費躊躇。後來決心都辭掉了。這個決定是不錯的。我不願在海外過太舒服的日子，良心上過不去。”

對於駐美大使的生活，胡適感到的不是風光無限，而是苦不堪言。駐美大使緊張忙碌的生活與他習慣和理想的生活距離太遠了。1941年4月10日，胡適給江冬秀寫了一封家信，信中向妻子解釋不帶她到美國的原因，“根本的問題，是你我的生活只可做一個大學教授的家庭生活，不能做外交官的家庭生活。所以我日日夜夜只想早點回到大學教授的生活”。“你應該能明白我絕不是愛幹這種事的。我不叫你來，只是不要你來受罪”。“我向來不對你訴苦，今天寫這一段生活，要你知道我在這裡並不是快活的生活，是真受罪的生活，做的是我二十多年不願意做的事”。看來，駐美大使的職務對胡適而言就是兩個字“受罪”。也正因如此，胡適在給妻子的家信中也曾透露出自己的心意，說自己“很盼望回國，情願回昆明的北大教書”。1941年12月24日，胡適鄭重其事地對宋子文說：“如果政府要更動駐美使節，也請你千萬不要遲疑，我隨時可走。”這當然絕對不是客氣話，1942年8月15日，胡適收到免去他大使職務的電報，心中極為欣喜，當晚10時，他便回電國民政府：“蒙中樞垂念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