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1/4 頁)

朔且�硇緣餃鞝順潭嚷穡�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東北三省淪入敵手。得此訊息，儘管胡適也是悲憤不已，但他還是反對抗戰，主戰與日和談。他在這一天的日記中寫道：“此事之來，久在意中。八月初我與在君都顧慮到此一著。”“九一八”以後，胡適宣揚甘地式不合作主義，反對對日作戰和對日絕交，主張中國政府應該依據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項原則，與日本直接交涉東三省問題和善後，避免戰爭擴大。1933年4月，西安有一位讀者（徐炳昶）給《獨立評論》寫信，希望《獨立》的朋友聯合發一個宣言，“主張堅決的戰爭”，並詢問胡適近來的意見如何？胡適在《獨立評論》發表公開信回答徐炳昶說：“徐先生特別要知道我對於主戰的意見，我可以說：我不能昧著我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我自己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　“這樣無心肝的‘我們’牽著無數的好對付、能吃苦、肯服從的‘他們’上前線去死——如果這叫做‘作戰’，我情願亡國，決不願學著這種壯語主張作戰。”1937年7月8日，盧溝橋事發，大家詢問胡適對時局的意見，胡認為盧溝橋只是區域性事件，或者不至於擴大。7月20日，胡適在廬山還在大談教育問題，7月30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我們深談國事，決定了兩事：一、外交路線不能斷絕，二、時機甚迫切，須有肯負責任的政治家擔此大任。”7月31日中午，胡適赴蔣介石邀宴，蔣介石決定作戰，說可支援六個月。張伯苓附和之。胡適心存憂慮，未作表態，臨別時卻對蔣說：“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並有見識。”事後他說：“我們此時要做的事等於造一件miracle（奇蹟），其難無比，雖未必能成，略盡心力而已。”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和比戰難百倍”（2）

由於胡適在對日關係上的主和立場，使他在當時以及事後都飽受非議。但是，對於胡適的主和主張，我們不能進行簡單的理解，不要把事情絕對化，認為在抗戰期間凡是主和的就一定是汪精衛之流的賣國賊或者是膽小怯懦的投降派。胡適的避戰求和主張，其中當然帶有胡適的書生氣，但其中也不乏實力的考慮和理性的態度，對此，我們也可以見仁見智。然而，有一點我們必須認清的是：儘管胡適主張對日和談，但他的和平主張並不是一味的妥協和退讓，尤其反對無條件的議和。胡適曾在《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中評論說：“……無論如何我們決不應該自己首先跪下來承認日本用暴力造成的而整個世界拒絕承認的局面。”胡適的和平主張當然更不是出自於膽小怯懦，1935年6月，胡適在給王世傑的信中說：“至於我個人的安危，我毫不在意。我活了四十多年，總算做了一點良心上無愧做的事，萬一為自由犧牲，為國家犧牲，都是最光榮的事。我決定不走開。”

一個有意思的話題是，胡適當時處理中日之間關係的主張竟然是兩面不討好。在國內，胡適的主和立場在群情激昂中自是飽受非議；而日本的民眾和媒體也對胡適沒有什麼好印象，日本媒體經常對胡適冠以的頭銜是“排日的煽動家”、“學生抗日運動的指導者”，這類頭銜恰恰與國內對胡適的印象相反。有一件小事可以說明日本方面對胡適的態度。據天津《大公報》譯載，1936年7月，胡適赴美參加太平洋學術會議，途中經過日本。對於胡適這樣一位具有很高聲譽的學者，日本學術界無論是出於真誠的尊重還是出於禮貌，都應有人前往迎接。但胡適踏上日本列島的那一天，日本全國竟沒有一個人前去迎接（天津《大公報》7月29日譯載）。對比周作人到日本的受歡迎盛況，胡適的日本之行顯得是多麼的冷清。厚此薄彼，我們當然不能從兩人學術能力和學術地位的高下方面去理解。事雖小，但能明理。

委曲求全，“全”不可存，忍辱求和，然“和”不可得。中日之間的局勢越來越惡化，胡適處理中日之間關係的設想也註定只是書生之見和他的一廂情願。1937年7月31日，胡適在給蔣廷黻的回信中，談及自己對時局的看法。胡適認為當時中國已經沒有了避戰的資格，從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出，胡適的思想開始出現變化。在信中，他說：“今日政府比廿四年（1935）更強了，但恐怕還沒有強到一個可以忍辱避戰的程度——更無政治家能擔負大責任——故至今飄泊，終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戰爭。”1948年l月l2日，胡適在此信後加了一個注：“此信似未寄出。但此信很可以看出我的思想的開始轉變。我在八月中，還做過一次（似不止一次）和平的大努力。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