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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時期的經歷,似乎在向世人昭示:人的生命有多大的承受力,既然戰爭所帶來的苦難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堅強地活著,體驗那超乎想像的苦難並戰勝它。整個抗戰期間,冰心的筆下並沒有對抗戰苦難的簡單複述,也沒有如刀槍般的抗戰的吶喊,她只是用她那“滿藉著溫柔,微帶點憂愁”的筆調靜靜地敘述著一個普通人在苦難面前的哀與愁,苦難中的快樂與溫馨。她用自己的經歷和創作,用自己面對苦難的態度,帶給承受戰爭苦難的人們熹微中的最初一線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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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1)
吳文藻、冰心夫婦1937年6月29日,時在燕京大學任教的冰心和吳文藻結束了近一年的美歐之行(燕京大學的學術休假),由巴黎取道西伯利亞鐵路回到北平。回到燕京大學後,親朋好友久別重逢自是喜不自勝。然而,冰心還來不及休整旅途的勞頓,還來不及回味親友重逢的喜悅,戰爭的陰雲便開始籠罩著北平這座古城。戰爭帶給人們心靈的震撼是巨大的,身處燕京大學的冰心同樣也經歷了這樣的震撼。7月28日清晨,十六架日本飛機,在晨光熹微中低飛而來,在燕京大學附近的西苑兵營投下了三十二顆炸彈。炸彈的一聲聲巨響震動了幽靜的燕京大學校園,冰心切身體會到了戰爭的來臨以及它的殘酷。沒過兩天,冰心從清華大學友人處得知最痛心的訊息:二十九軍宋哲元部已撤出北平,北平已淪入敵手。得此訊息,冰心當時無疑是震驚和悲憤的,在自己的散文中她沉痛地寫道:“北平死去了!我至愛苦戀的北平,在不掙扎不抵抗之後,斷續呻吟了幾聲,便懨然死去了!……四野的炮聲槍聲,由繁而稀,由近而遠,聲音也死去了!五光十色的旗幟都高高的懸起了:日本旗、義大利旗、美國旗、英國旗、紅十字旗……只看不見青天白日旗……西直門樓上,深黃色軍服的日兵,箕踞在雉堞上,倚著槍,咧著厚厚的嘴唇,露著不整齊的牙齒,下視狂笑。”
北平淪陷後,北大、清華的師生紛紛撤離北平,北平的其他大學也迅速撤退到大後方。大部分師生從天津乘船經煙臺、青島,到濟南,然後分赴全國各地。還有部分師生到長沙,進入清華、北大、南開三個大學共同組織的長沙臨時大學。冰心、吳文藻此時任教的燕京大學因是美國教會大學,燕大校長司徒雷登要求教師們都留在北平,照舊開學。燕京大學在校園高高的旗杆上升起了美國國旗。危難時刻,何去何從,冰心苦苦思索著。
國難深重,理應共赴國難,為抗戰盡綿薄之力;而且清華、北大的同窗好友皆已南遷(吳文藻是清華出身),冰心夫婦留在北平即如離群的孤雁。然而此時冰心懷有身孕,即將臨盆,行動已經很不方便,更無法承受顛沛流離,遠途跋涉之苦;而吳文藻在燕京大學擔任的課程,也得繼續講授。夫妻倆經過反覆商議,最終決定暫時留在燕京,等孩子生下來後再作計議。冰心後來回憶說:“7月7日,盧溝橋上燃起了戰爭之火……為著要爭取正義與和平,我們決定要到抗戰的大後方去,盡我們一份綿薄的力量。但因為我們的小女兒宗黎還未誕生,同時要維持燕京大學的開學,我們在北平又住了一學年。”
1937年秋,燕京大學照常開學。儘管此時因太平洋戰爭還沒有爆發,受美國政府保護的燕京大學尚未受到太多戰爭炮火的洗禮,但卻也是物是人非,冰心像燕大校園內已經沒有了往日歡愉寧靜的氣氛,不時傳來的都是祖國城市陷入敵手的噩耗。日軍佔領平、津後繼續向南挺進,佔領上海後繼續向西入侵,而北平的中小學生在日軍的機關槍緊緊跟隨監視下“抱著太陽旗,五色旗,紅著眼,低著頭,‘慶祝’保定陷落,南京陷落……”。這一切,正如後來冰心回憶中所說:“我們出入城關,看到北平人民在日偽統治下的慘狀實在氣憤……。”忍辱偷生,所有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層憂鬱的顏色。儘管身居北平,冰心夫婦卻在“這一學年之中,我們無一日不作離開北平的準備”。1937年11月9日,冰心生下了第三個孩子宗黎。同時吳文藻也透過清華大學的同學關係,爭取到一筆英庚款,可以在雲南大學開辦社會人類學講座,於是吳文藻與冰心決定:學年結束後離開北平前去雲南。對於自己將要離開陷入敵手的北平,冰心曾用她並不擅長的激昂的筆調寫道:“在那高山叢林中,我仰首看到了一面飄揚的旗幟,我站在旗影下。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抖拂身上的怨塵恨土,深深地呼吸一下興奮新鮮的朝氣;我再走,我要掮著這方旗幟,來招集一星星的尊嚴美麗的靈魂,殺入那美麗尊嚴的軀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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