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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在周恩來、郭沫若倡議並主持

下，成立“武漢各界抗戰建國週年紀念籌備

會”並展開獻金運動。圖為婦女獻金場景

抗戰時期無疑是郭沫若一生非常輝煌的一段時期，他不僅在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方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而且作為抗戰文化的一個領軍人物在亦文亦政的道路上走得從容自如。應該說，是時代與個人的雙向選擇，決定了郭沫若在抗戰期間及其以後所走上的人生道路。抗戰是個需要英雄的時代，也是造就英雄的時代，歷史就是以這樣的方式選擇了郭沫若。或者說時代為郭沫若提供了這樣一個弄潮的機遇，使他得以在抗戰文化領域盡展才情，叱吒風雲。從個人方面來說，郭沫若不是不可以選擇其他的生存方式，譬如繼續做一個專注於歷史研究的學者。在他剛一回到國內的時候，沈尹默給他的建議就是去作學問。蔣介石在南京見他時，也有過這樣的建議。或者專注於文學創作，做一個不問政治的所謂的“純粹的文人”。但他首先還是接受了時代對於他的選擇，接受了一個關乎政治的挑戰，去擔當一個文化班頭的社會角色。當然，郭沫若做出這樣的個人選擇，也不是一念之間的決定。回到抗戰的歷史場景中，郭沫若所做的歷史選擇，既是文化的選擇，也是政治的選擇，而且首先是一個政治上的選擇。當時在文化界聲名毫不遜於郭沫若的周作人的經歷，是一個很發人深省的鮮明對比。當郭沫若衝破了重重阻礙，從日本隻身回到國內，投入到抗戰大潮中時，周作人則滯留在淪陷後的北平。郭沫若還曾寫過一篇《國難聲中懷知堂》的文章，希望他飛回南邊來。周作人開始似乎也是想著閉門坐在書齋裡，不問世事，但終於還是淪為漢奸文人。兩位文化名人，同途而殊歸，此間高下曲直，至此已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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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小傳

郭沫若（1892—1978），詩人、劇作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原名開貞，筆名郭鼎堂、麥克昂等，四川樂山人。1914年留學日本，於九州帝國大學學醫。1918年開始新詩創作，從事文學活動。1921年出版詩集《女神》，以強烈的革命精神，浪漫主義的藝術風格，豪放的自由詩，開創了“一代詩風”。同年夏，與成仿吾、郁達夫等發起組織創造社。1923年大學畢業後棄醫回國到上海，編輯《創造週報》等刊物。1924年，透過翻譯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較系統地瞭解了馬克思主義。1926年任廣東大學（後改名中山大學）文科學長。7月隨軍參加北伐戰爭，此後又參加了南昌起義。1928年起，郭沫若流亡日本達十年，其間研究中國古代歷史和古文字學，著有《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績卓著，開闢了史學研究的新天地。抗日戰爭爆發後，郭沫若別婦拋雛，隻身回到祖國，籌辦《救亡日報》，出任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第三廳廳長和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負責有關抗戰文化宣傳工作。其間寫了《棠棣之花》、《屈原》等六部充分顯示浪漫主義特色的歷史劇。1949年8月，當選為首屆全國文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歷任政務院副總理、中國科學院院長、中國科技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主任、第一至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三、五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文聯第二、三屆主席，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主席，中日友協名譽會長等職，以主要精力從事政治社會活動和文化的組織領導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對外友好與交流等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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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的愛與美

冰心一生的故事是愛與美的故事，她說有了愛便有了一切。冰心曾說：“世界在變，人事也在變，但在多變的程途中，要掌握著不變的定律。”而在我們看來，這“不變的定律”於冰心就是兩個字：“愛”和“美”。早在中學時期，冰心就寫道：“我和萬物，完全是用愛濡浸調和起來的，用愛貫穿連結起來的。只因充滿愛，所以我對於宇宙萬物所發出的意念，言語，行為，一切從心所欲，又無一不合於愛，這時便是‘自由’。真理就是一個字：‘愛’。”冰心是世紀的同齡人，也是世紀的見證人。她見證了“二十一條”的恥辱，又經歷了流離八年的抗戰……在動盪和苦難中，冰心造就了她成熟的人生。

冰心曾在《給日本的女性》中回憶抗戰中的自己說：“八年的痛苦流離，深憂痛恨，我自己仍舊儲存著相當的淳樸、淺易和天真。”抗戰八年期間，通體浸潤著“愛”的冰心從容而平靜地應對戰爭所帶來的苦難。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