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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我要走到天之涯，地之角”（2）

得知冰心和吳文藻準備離開北平的訊息，燕京大學校長司徒雷登極力挽留。面對司徒雷登的挽留，沉靜寡言的吳文藻只說了一句話：“作為中國人，不能上前線，應該到後方去，為抗戰盡一份力量。我們決定暑期一開始就離開北平。”聽罷此言，司徒雷登默然無語，賓主相顧良久。決心已定，冰心悄悄做著離別的準備。“一切陳設傢俱，送人的送人，捐的捐了，賣的賣了，只剩下一些我們認為最寶貴的東西，不捨得讓它與我們一同流亡冒險的，我們就珍重的裝起寄存在燕京大學課堂的樓上”。據冰心回憶，這些“丟不掉的珍寶”有吳文藻幾十年的日記，有冰心在美國三年的日記，有兩人整整六年的全部通訊，有母親、朋友及許多不知名的“小讀者”的來信，有冰心父親年輕時在艦船上給母親的信和詩，成百本作家簽名贈送的書籍，以及許多照片、畫集、箋譜、字畫等共裝了十五隻大木箱。冰心回憶做離別的準備時的情景說：“收拾這些東西的時候，總是有許多名女學生幫忙，有人登記，有人包裹，有人裝箱。……我們坐在地上忙碌地工作，累了就在地上休息吃茶談話。我們都痛恨了戰爭！戰爭摧殘了文化，毀滅了藝術作品，奪去了我們讀書人研究寫作的時間。”但是，這些冰心“認為最寶貴的東西”最終卻難逃被戰爭毀滅的命運。珍珠港事件之後，日軍進入燕京大學，冰心所寄存的這十五隻大木箱自然也就難逃劫數。抗戰勝利後，冰心“滿懷著虛怯的心情，走上存放我們書箱的大樓頂閣上——果然像我所想到的，那一間小屋是敞開的，捻開電燈—看，只是空洞的四壁！我的日記，我的書信，我的書籍，我的……一切都喪失了”！當然，這都是後話。

吳文藻、冰心夫婦與父母

1938年夏，時值酷暑。冰心和吳文藻攜帶三個孩子、吳文藻母親以及在冰心家幫傭的滿族人富奶奶，踏上南下的長途行程。臨行，冰心回到城裡與家人辭別。即將離開至愛苦戀的北平，惜別骨肉親友，冰心自是傷感滿懷，她曾回憶說：“我們走的那一天，父親在母親遺像前燒了一炷香，保佑我們一路平安。那時傑弟在南京，楫弟在香港，只有涵弟一人到車站送我們，他仍舊是淚汪汪地，……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對傷離惜別的悲痛的眼睛！”冒著酷暑，冰心一家老幼由天津登船，經海路至上海，因擔心吳母年高不能忍受旅途勞苦，冰心夫婦將吳母送至上海吳文藻妹妹處。冰心一家由海路到達香港後，再由冰心的三弟為楫安排，繞道海防，乘坐窄軌的滇越鐵路火車進入雲南河口。當時，由海防至雲南的路途十分艱難，冰心一家擠在擁擠不堪的硬座車廂裡，長女宗遠坐在冰心的腿上，次女宗黎坐在幫傭富奶奶的腿上，長子宗生隨吳文藻坐在對面。中間放個大籃子，裝滿了嬰幼兒離不開的奶瓶等雜物。旅途的困頓難以盡述。一路艱辛，冰心一家到達昆明時已是1938年的9月。冰心後來回憶說：“這一路旅途的困頓曲折，心緒的惡劣悲憤，就不能細說了。記得到達昆明旅店的那夜，我們都累得抬不起頭來，我懷裡抱的不過八個月的小女兒吳青忽然咯咯地拍掌笑了起來。我們才抬起倦眼驚喜地看到座邊圓桌上擺的那一大盆猩紅的杜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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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不該喪氣”（1）

抵達雲南後，吳文藻任教於雲南大學。在朋友的幫助下，冰心一家定居於昆明螺峰街。不久，為躲避日軍空襲，冰心和富奶奶帶三個孩子，遷到離昆明市區不遠的呈貢縣居住。而吳文藻仍留在昆明，繼續人類學的講座，同時籌建雲南大學的社會學系。

冰心一家的居所建在呈貢山上，冰心把這個山居稱為“默廬”。默廬“前廊朝東，正對著城牆”，“後窗朝西，書案便設在窗下，只在窗下，呈貢八景，已可見其三”，“清晨黃昏看日上，月出。晚霞，朝靄，變幻萬端，莫可名狀，使人每一早晚，都有新的企望，新的喜悅”。下樓出門，便是樹林，冰心常常帶著兩個女兒到林中去，“兩個小女兒穿著桔黃、水紅的絨衣，在廣場上游戲奔走，使人感到眼前的宇宙，顯得流動，鮮明”。處身於美麗的大自然懷抱之中，冰心用詩一般的語言描繪說：“論山之青翠，湖之漣漪，風物之醇永親切，沒有一處趕得上默廬。我已經說過，這裡整個是一首華姿華斯的詩。”在此時冰心能有如此的心境，細微而又恬靜地玩味著呈貢的山水，這是在戰爭苦難面前一種心靈的逃避？還是在登山望水之時，寄託著一種精神的嚮往？

儘管冰心自己也認為，“回溯生平郊外的住宅，無論是長居短居，恐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