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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舜壤，興復何期。以此思哀，哀可知矣”。語句中包含國破家亡之悲痛。

抗戰時期，西南聯大教師們的生活條件十分惡劣，不少教授連粗茶淡飯都難以為繼，為養家餬口而到處兼課，就連像聞一多這樣的知名教授除兼課外，都還得為人治印換取潤金來維持全家生活。西南聯大的吳大猷教授曾回憶當時的艱苦生活說：“累不必說了。皮鞋走石子鋪的路一天來回二十里，不幾天便要打鞋掌。更苦的是襪子。那時我有一條黃卡嘰布的褲子，膝蓋都補上大膏藥或補釘。在學校裡有些人穿的會好些，但不管誰穿什麼，也沒有人覺得奇怪。”與其他教師一樣，此一時期，劉文典的家庭生活也很艱難。劉文典曾在給梅貽琦校長的信中提及自己此時的生活狀況：“兩兄既先後病歿於湘西，先母又棄養於故里，典今年日在貧病交迫之中，無力以營喪葬。”於西南聯大任教期間，劉文典全家的基本生活甚至都到了難以為繼的地步，傳說當時李鴻章之孫李廣平居昆明，他和劉文典是同鄉，有點遠親，性情也相投。劉文典時常“難以為炊”，就書“刷鍋以待”四字差人送到李府。李廣平立即“雪中送炭”，幫他解困。有一年除夕，劉文典全家竟然無米下鍋，幸得學生送米接濟才勉強度過了新年。儘管生活如此艱難，劉文典仍心牽天下，他曾寫有《移居西莊舍南有流水松竹》一詩，詩中有云：“極目關河餘戰骨，側身天地竟無心。寒宵振管知何益，永念群生一涕零。”有一次在課堂上學生問劉文典：“怎樣才能把文章寫好？”劉文典回答說只要注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眾學生不解，他加以解釋說：“‘觀’是要多多觀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會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是要有救苦救難、為廣大人民服務的菩薩心腸。”

抗戰時期，為避日機轟炸，西南聯大教授們都散居各地，大部都遷居鄉村。教授們每天到校上課，都須長途步行，而且上課期間還須時刻警惕日機轟炸的危險。任教西南聯大期間，劉文典避居市郊官渡，離學校較遠，每次上課劉文典都須步行到校。正如他在寫給梅貽琦校長的信中所言：“自千年寓所被炸，避居鄉村，每次入城，徒行數里，苦況尤非楮墨之所能詳。”儘管如此，劉文典卻從不缺課。他說：“國難當頭，寧可被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從這一細節我們可以看出劉文典對教學的態度，而與此相關更讓人感慨的一件事則是：解放後，劉文典年事漸高，雲南大學為了讓他集中精力進行學術研究，一度沒排他的課，但他堅持要上課，並聲色俱厲地說：“教授怎能不教書？不教書就是失職！”

。　想看書來

“寧可被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2）

西南聯大教室舊址

劉文典曾在給清華校長梅貽琦的一封信中說：“典雖不學無術，平日自視甚高，覺負有文化上重大責任，無論如何吃苦，如何貼錢，均視為應盡之責，以此艱難困苦時，絕不退縮，絕不逃避，絕不灰心。”用這一段話來作為劉文典西南聯大時期生活的註解應當比較恰當。儘管國勢艱危，生活困苦，但劉文典卻沒有忘記以文化承傳作為自己的使命。出於這種“覺負有文化上重大責任”，劉文典不僅是“國難當頭，寧可被飛機炸死，也不能缺課”，而且還潛心於學術研究。在西南聯大期間，劉文典完成《莊子補正》一書，並於1939年出版。對於此書，劉文典十分自負，他曾經表明自己寫作此書的標準：“前人教釋此書，多憑空臆斷，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無據。今為補正一字異同，必求確詁。若古無是訓，則案而不斷，弗敢妄生議論，懼杜撰臆說，貽誤後學而災梨棗也。”意思就是說，自己寫作此書的要求非常嚴格，言必有據，是正宗的學問。劉文典《莊子補正》一書確也做到了立論嚴謹，學風紮實深厚，連一向不肯輕易譽人的陳寅恪也作序贊曰：“先生之作，可為天下之慎也。”“此書之刊佈，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僅供治《莊子》者之所必讀而已哉？”得陳寅恪盛譽，時人遂以“莊子專家”稱之。本就狂傲不羈的劉文典更是自信滿懷，每逢上《莊子》課時，劉文典開頭第一句總會自負地說：“《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別人就更不懂了。他還曾自信地說：“古今真懂《莊子》者，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莊子本人，第二個是我劉文典，其餘半個是馮友蘭。”

現在我們的疑問是：為什麼在西南聯大時期，劉文典會選擇莊子研究作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為什麼在抗戰時期劉文典會“覺負有文化上重大責任”，“視為應盡之責”？對於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