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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的回答，我們必須聯絡劉文典任清華大學中文系代主任時的一段演講。在談及中文系的使命和任務時，劉文典說：“我們國文系，除研究文學外，還負了一個重大的使命，就是研究國學。”而對於研究國學的意義和目的，劉文典補充說：“現在國難臨頭，國家存亡之際，間不容髮，我們應該加倍的努力，研究國學……因為一個人對於固有的文化涵濡不深，必不能有很強的愛國心。不能發生偉大文學的國家，必不能卓然自立於世界。文藝、哲學，確乎是救國的工具。”如此看來，劉文典是把他的學術研究當成救國工具，把莊子研究作為挖掘民族精神的一種手段，“要求民族精神的復活，國家的振興，必須要發揚我們民族的真精神”。且不論劉文典立論正確與否，單隻這種以民族文化傳承為使命的精神，確是讓人由衷欽佩的，至少，這種立場比之那些民族虛無主義者要可敬得多。正是出於對國學的這種態度，1941年末，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攻佔香港，國學大師陳寅恪困滯於絕島，一時下落不明。對此，劉文典極為關注，他曾在講課時憂心忡忡地對學生們說：“陳先生如遭不測，中國在五十年內，不可能再有這種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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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莊子跑警報”（1）

無論是在北大、清華還是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劉文典都是一個頗受爭議的人物，被目之為一大怪人。劉文典的學生曾評價他說：“他的特點就是比以‘怪’聞名的劉師培還要怪上三分，所以時人以‘才高’、‘狂傲’來評價他。”對於時人評價他的“怪”、“狂傲”，劉文典自己也並不否認，甚至以此來標榜。劉文典在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有許多我們目之為“怪”、“狂”的言行舉止，透過這些軼事，我們能從一個側面瞭解劉文典在抗戰時期的生活，能更清楚地折射出劉文典這個魏晉式人物的風度。

在西南聯大，劉文典上課很有個性。據當年的學生回憶，劉文典“上課前先由校役沏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製旱菸袋。講到得意處，他就一邊吸旱菸，一邊解說文章中的精義，從不理會下課鈴響，有時一高興就講到五點多才下課”。有一次他上了半個小時就結束了，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點上課。”原來那個星期三是陰曆五月十五，他是要在皓月下講《月賦》。到星期三，校園裡擺了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生動形象，見解精闢，讓聽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更有意思的是劉文典講《紅樓夢》。有一次劉文典給學生做《紅樓夢》講座，由於慕名而來的聽眾太多，劉文典的講座由原計劃中的小教室遷到室外小廣場，學生席地而坐，洗耳恭聽劉文典高論。其時天已近晚，劉文典則秉燭講授。劉文典“身著長衫，緩步走上講臺，坐定。一位女生站在桌邊用熱水瓶為他斟茶。先生從容飲盡一盞茶後，霍然站起，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寧—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仙桃只要一口就行了啊……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個字就夠了。’於是他拿起筆，轉身在旁邊架著的小黑板上寫下‘蓼汀花滁’四個大字。然後大抒己見”。

在西南聯大期間，劉文典最讓人覺其“怪”和“狂傲”的舉止是他對新文學創作的態度。由於劉文典認為國學才是民族精神復興的工具，只有在國學中才能挖掘出民族精神的精髓，所以，劉文典很瞧不起搞新文學創作的人，認為“文學創作的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有一次，有人偶爾向他問及當時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時的巴金。他沉思片刻後，喃喃自語說：“我沒有聽說過他，我沒有聽說過他。”與此相應，在西南聯大他也從來不把朱自清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們放在眼裡。出於這種態度，劉文典對在西南聯大講授新文學寫作的作家教師沈從文甚有偏見。劉文典將攻擊的目標對準沈從文這個老實人，當然有點不厚道，但他表裡如一的態度卻也甚為有趣。在一次在西南聯大中文系舉行的討論提升沈從文為正教授的教務會議上，其他人都舉手同意，唯有劉文典表示不滿，他憤憤不平地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元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四角錢！”然後還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要是教授，我豈不要做太上教授了嗎？”不知只有小學學歷的沈從文什麼時候又成為他的學生了。

當然，並不是所有人都不入劉文典的法眼，對於國學大師陳寅恪，劉文典就表示他“十二萬分”的佩服。有一件趣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