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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才到徐州。幸天在下雨,沒碰上敵機的轟炸掃射。夜間十點轉上隴海路去鄭州的火車,幸天仍在下雨,平安到了鄭州。在鄭州總算上了節破爛的頭等車,得安睡一夜。隔壁的毛先生不肯關門睡覺,手提箱不翼而飛,所謂‘不聽好人言,吃虧在跟前’者。到了漢口,旅店內休息半日,即搭粵漢車往長沙。碼頭上不知受了多少氣。渡江時風浪很大,兼又下雨,歷盡了艱辛。11月20日到了長沙,天仍在下雨,幸先發電,有人來接,得以住在親戚家張宅,到時已深夜了。
長沙臨時大學租借的教學樓
在長沙住下不多時間,時局又發生變化。1937年l2月,南京陷落,武漢告急。1938年1月,臨時大學又奉命南遷雲南昆明。陳寅恪又得攜家人繼續登程,隨校南行。陳寅恪長女流求回憶說:“我家只得繼續登程,離長沙時已經霜凍。經衡陽搭長途汽車,星夜投宿零陵縣。隨後到達廣西桂林市。桂林是母親祖籍所在,外祖父母早已去世,我們同叔外祖父母敘談僅幾天,又急著趕路,在細雨濛濛中登上了長途汽車,經平樂到達梧州(廣西大學所在地,李校長原是清華教授,李伯母招待我們吃了頓飯),曉間登上內河江輪沿西江而下,經虎門直達香港。”
萬里遷徙,自是辛苦非常,陳寅恪一家直至1938年春節前夕方抵達香港。抵港後,夫人唐篔因路途困頓,心臟病突發,三女美延也高燒發熱,全家已不能前行。陳寅恪只得透過時在香港大學任教的許地山夫婦租一住所暫留在香港。初到香港,人地生疏,且當時香港的生活費用昂貴,陳寅恪一家的生活頓時陷入困頓之中。對於初至香港以及以後的生活情況,流求回憶說:“我家在極簡單傢俱和行李的房間內渡過逃難後的第一個春節。記得母親曾小聲對我說過:“王媽媽和我們奔波半年,過舊曆年總要讓她多吃幾塊肉。”“年後父親必須趕往學校上課,母親則因勞頓心臟病發,體力不能支援,決定先由父親一人取道安南去雲南蒙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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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生命無憂,入城可免受辱”(2)
1938年春節後,陳寅恪從香港出發,經滇越鐵路趕赴當時西南聯大文學院所在地雲南蒙自。赴滇路途顛沛困頓,為方便安全計,陳寅恪特地買了一隻高階皮箱裝他的用於研究著述的手稿和書籍,從鐵路託運。箱中有古代東方語文書籍及拓本、照片等,還有多冊經年批註而成的《蒙古源流注》、《世說新注》、《五代史記注》等。但由於當時的滇越鐵路上難民擁擠,交通混亂,小偷猖獗,陳寅恪的那隻沉甸甸的新皮箱被小偷誤認為必藏有貴重財寶而竊走。書籍的丟失讓陳寅恪傷痛不已。
雲南蒙自縣城燃燈寺,
西南聯大文法學院舊址
1938年4月8日,一路艱辛,陳寅恪終於抵達雲南蒙自。初至雲南,陳寅恪即染病臥床。此時,陳寅恪遠在西南邊陲,家人皆在香港苦苦度日,骨肉分離,加之從前方傳來的皆是不利的時局訊息,於是時,陳寅恪內心的心境是悲苦的。悒鬱中陳寅恪曾作《殘春》兩首,其一雲:“家亡國破此身留,客館春寒卻似秋。百里苦愁花一盡,窗前猶噪雀聲啾。群心已慣經離亂,孤注方看博死休。袖手沉吟待天意,可堪空白五分頭。”身世之感,離別之愁,國破之恨皆溢於言表。
西南聯大期間,陳寅恪的生活是比較艱苦的。當時的雲南常遭日機空襲擾亂,大家便在院子裡挖坑,上蓋木板以作防空洞,每有警報便跑出屋躲進坑內。陳寅恪曾為此詼諧了一把,專為此防空洞擬一副對聯曰:“見機而作,入土為安。”但聯大的生活也有讓陳寅恪感到欣慰之處。當時聯大學術氛圍濃厚,雖然環境惡劣,資料圖書缺乏,但聯大師生仍然孜孜研讀。聯大教師鄭天挺晚年回憶說:“當時蒙自雖地處西南一隅,比較偏僻,但有這些師友聚集一堂,每日數見,大家一起對學術問題時有磋商,這對遠離家鄉的我來說,真是一種極大的安慰和鼓勵。”正是在這樣的學術環境中,儘管條件艱苦,陳寅恪仍抱病完成了學術專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的寫作。
西南聯大中文系師生合影
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的最後,陳寅恪寫道:“寅恪自惟學識本至淺陋,年來複遭際艱危,倉皇轉徏,往日讀史筆記及糾集之資料等悉已散失,然今以隨順世緣故,不能不有所撰述,乃勉強於憂患疾病之中,姑就一時理解記憶之所及,草率寫成此書。”很明顯,這段話是陳寅恪在交代自己寫作的緣由“然今以隨順世緣故,不能不有所撰述”。細察之,此句當另含深意,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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