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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重慶，蔣先生亦盼能與先生在重慶一晤，有什麼主張儘可以當面交換意見，消除誤會。”杜月笙還表示：“我們這些人素以信義著於天下，說話從來算數的，我願陪梁先生同去同回。”意即擔保梁漱溟不會在重慶被蔣介石扣押。梁漱溟婉言拒絕了杜月笙的提議，表示他受民盟委託駐港，自應留港。杜月笙見無法說動，只好對梁漱溟說：“先生再好好想想，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儘管找我。”

正當梁漱溟傾注他的全部心血在香港慘淡經營《光明報》時，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美國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2月19日，香港被日軍佔領。在狂轟濫炸的炮彈聲中，《光明報》創刊不到三個月就被迫停刊。後在中共地下黨的幫助下，梁漱溟與範長江等人一路險象環生乘小船經澳門、台山、肇慶等地撤退到桂林。梁漱溟曾有信給其子，敘述離港回國的驚險經歷。這封信後來被友人發表在桂林的《文化雜誌》上。在信中，梁漱溟引經據典，聲稱他個人的命運和中國的命運乃至世界的命運是聯絡在一起的，這就使得他平時藏而不露的自負成了公開秘密。在信中，梁漱溟以一位拯救人類的聖人而自居，他堅定地表示，當今世界唯有自己是孔孟之學的繼承者和復興者，“孔孟之學，現在晦塞不明”。而闡明孔孟之學的思想和得失“此事唯我能作……此除我外，當世亦無人能作”。對於自己肩負的使命，梁漱溟表示，“‘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而更讓人感到驚奇的是，梁漱溟用近乎神的語氣判定說：“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像的，乃不會有的事。”從梁漱溟這些近乎狂妄的表白中，我們可以試著去理解他，進入他的內心世界，或許我們看到的梁漱溟會更加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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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給報紙取一個響亮的名字”（3）

事後不久，梁漱溟就遷到桂林郊外，開始寫作他最長的鉅著《中國文化要義》，而等待他的則是更多的人生傳奇和說不完的話題。歲月悠悠，多少往事盡被雨打風吹去！

“在此生命無憂，入城可免受辱”（1）

1937年11月3日，此時的北平已經是寒氣逼人，陳寅恪攜家人踏上了奔赴長沙的逃亡之路。當是時，陳寅恪家累較重，孩子都尚年幼（三個女兒，流求9歲，小彭7歲，美延僅出生四五個月），陳寅恪夫婦與幼女夫人有病在身，自身眼疾治療刻不容緩，但陳寅恪還是義無反顧地踏上了流亡的路途。從此在整個抗戰期間，陳寅恪便隨紅塵滾滾，轉徏乞食於西南天地之間。當時北平、天津火車站風聲均緊，平津親日政權力阻文化界人士外逃。為安全乘火車抵天津，陳寅恪扮做生意人，又叫孩子們熟背沿途及目的地等有關地名、人名，以防走失。關於這段逃難的經過，陳寅恪的夫人唐篔在她的《避寇拾零》中有所記述：

“1937年11月3日早，我們攜三小女及王媽、忠良等購得快車票出京。送行者有大嫂、大姐、蹇華芬等，別時傷心幾哭出聲。幸車站漢奸檢查不嚴；車行甚快。到津住六國飯店。到天津者，以過了萬國橋才算出了鬼門關。天津東站，俗呼老隆頭者，由此也頗不易。我們一家總算僥倖平安出來，但幾乎擠散。我和寅恪各抓緊一個大小孩（流求9歲，小彭7歲），忠良照料小件行李，王媽抱著才四個多月的小美延。當時必須用力擠著前進，一家人緊緊靠攏，深恐失散。直到住進租界，不見日本鬼和太陽旗，心中為之一暢。但未達目的地，身心俱不安定。從葉企孫處領到部分薪水作路費。擇定乘英商濟南輪南下。由紫竹林搭大汽車至大沽口外上船。王媽決意跟我走，而忠良則必須回家（照料家事）不能南行，送我們上船而別。忠良在我們家工作已過十年。同行者有袁復禮先生（未帶家眷），毛準先生，及北大某教授同船。一到青島，當夜已十二點多，搭夜車離開青島，為方便計，由青島站購聯票直去長沙（當時在長沙已準備覆校上課，希教師同學們快到長沙）。但一到濟南，風聲甚緊，形勢大變，商店閉門，哄傳‘日本鬼子就要來，我們都要逃走啦’！大批人爭著逃難，誰也不知走向何處是好。火車停開，也無所謂班次，見車就上。趕到車站，人山人海，擠著要上一列車，東西觀看，人滿得擠不上車。幸虧劉清揚先生眷屬已先上車，幫助我們每個人從視窗爬進。他們還讓給我們三個座位。我們在青島買的是頭等臥車票，一家連同王媽三個大人三個小孩，卻得到三等車廂中三個座位；除吃奶小孩外，兩個大小孩擠睡在地上。三個大人只得筆直地坐著，轉動亦不容易。經歷將近二十四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