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2/4 頁)

《中國共產黨上海史》中有以下記載：黨的難民工作重點是加強難民抗日救亡的政治教育。難委黨團書記朱啟鑾以慈聯會收容股教育組長的身份，與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處長陳鶴琴、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多次商討難民教育工作，於1938年初成立了慈聯會難民教育委員會，由陳鶴琴等7位上海教育界權威人士任委員，趙樸初兼任總幹事，朱啟鑾、楊昌鏞、周克、吳寶齡、丁佩瑜5名黨員任幹事。陳鶴琴任命這5名幹事為工部局華人教育處義務巡視員，全面負責和督促各難民收容所的教育工作。難民教育委員會的成立，表明難民教育得到了租界當局的認可和上海教育界的關心、支援。

在宣傳教育的內容上，難教工作人員結合全國抗戰形勢的發展，上海的政治環境，難胞的悲慘遭遇，自己動手編寫教材，結合識字學文化，有針對性地宣傳黨的全面抗戰、持久抗戰路線，宣傳八路軍、新四軍的英勇戰績，增強難胞抗戰必勝的信心。此外，還進行了“誰養活誰”、“世界是工農造”、“人民是國家主人”等啟蒙教育。在陳鶴琴的積極倡導下，各難民所的兒童識字班，都推廣拉丁化新文字，統一使用難民教育委員會編寫的教材，第一課就是《我是中國人》。《中國共產黨上海史》，第1037—1038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那時，上海的社會環境十分複雜。作為工部局華人教育處負責人和著名教育家的陳鶴琴，將熱情和精力投入到對難民的救濟和教育之中。儘管不清楚這些地下黨員的真實身份，但陳鶴琴從愛國救亡、救濟和教育難民的需要出發，對他們予以高度信任，從而為中華民族的救亡大業發揮了特殊作用，也為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了貢獻。幾十年來，陳鶴琴的這些貢獻一直都得到###的肯定和高度評價，稱他為“愛國、進步的###人士”。即使在五六十年代國內各種政治運動中，他的教育思想和主張受到排斥和貶損，但其在抗戰初期所作貢獻一直得到肯定。

二　兒童保育會和報童學校（1）

1937年底，由陳鶴琴發起成立上海兒童保育會，旨在救濟與教養因戰事孤苦無靠的兒童。陳鶴琴擔任該會理事長，滬上慈善福利界知名人士黃定慧女士擔任副理事長，王國秀、孟太太（美籍、宗教職業者、兒童保育工作者）、李瑞華、吳志騫（私立上海女子大學校長）等為理事。這個組織規模不大，但目標和宗旨卻很明確：“以最有效、經濟和持久的方法救濟和教養因戰爭而失去父母、家庭的兒童，以養成健全的公民。”陳鶴琴為兒童保育會題詞：保育民族幼苗！

兒童保育會的工作之一是為難童辦學。在許多難童學校中，報童學校很具特色，是抗戰教育中的一個亮點。陳鶴琴、劉湛恩、劉王立明等以兒童保育會名義向趙樸初提議，將慈聯會所屬各收容所的賣報兒童集中起來進行教育，慈聯會遂將所收容的報童集中在河南路天津路口的川康實業銀行大樓內的一個收容所中，這裡地點適中，交通方便，與大慈收容所和其他難童收容所較近。在陳鶴琴的首肯下，曾是陶行知、陳鶴琴學生與助手的###地下黨黨員朱澤甫被聘為校長。1938年兒童節，報童學校開班。此後，借各區中小學校的教室，兒童保育會陸續辦起了10所報童學校和2所報販（###）學校，共有學生五百餘人、教師三十多位，其中不少是由###地下黨教委推薦的進步教師和青年學生。報童學校的辦公處設在圓明園路169號基督教青年協會大樓二樓。1938年9月，已到達香港的陶行知在致張宗麟的函中特別提到：陳、趙、黃（按：即陳鶴琴、趙樸初、黃定慧）諸先生髮起難民教育協會，對難民進行戰時教育，成立兒童保育會，舉辦報童學校，培養難童人才幼苗，均為善舉，甚合我意。行知立定志願，回國後盡力保育難童工作，培養人才幼苗，為抗戰積蓄力量，為建國培養專門人才，請你和澤甫弟代我向陳、趙、黃諸先生致意。《陶行知全集》，第十一卷，第653頁，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據朱澤甫回憶，報童學校的建立是受了陶行知倡導建立賣報兒童工學團的啟發。上海最早的賣報兒童工學團是由方明、陳順堯（後改名陳挺夫）在陶行知的指導下，於1935年創辦的。當時陶行知要方明、陳順堯到靜安寺一帶找報童聯絡，找到申廣聖等10多個報童，在極司菲爾路榮慶裡一個報童家裡成立了賣報兒童工學團，課本是陶行知所編的《老少通千字課》。與此同時，方明又在威海衛路創辦了流浪兒童工學團以及亭子間工學團等。

報童學校按照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推行小先生教學法，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