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第3/4 頁)

小先生教學法以明確的實用意義在普及教育中廣受好評，其主要原則與方法有三：即知即傳，非班級常規，開門教人。在收容所裡，報童們邊賣報邊學習，教學時間和賣報時間岔開來；教師以報紙為活教材，指導報童、報販討論報上的重要新聞和文章，使學生的政治覺悟有較快的提高。由於實行小先生教學法，透過這些在報童學校學習的報童，吸收更多的報童參加學習，鼓勵孩子們交朋友，組織起來，按地區分成學習小組，推選負責人，自主進行學習；打破傳統按程度分班的做法，混合編班，誰是誰的好朋友座位靠近；識字的教不識字的，程度高的教程度低的，會的教人，不會的跟人學，很快就能攻破識字的關口。由此，1938年後，更多難（報）童學校陸續建立起來，共有10所，另有2所報販（###）班；從外灘到靜安寺，從楊樹浦到曹家渡，從公共租界到法租界，因地制宜，分點設校。在報童或報販（###）班就讀的學生共500人以上。學校中有教師三十餘人，多為進步青年，每人每月生活費10元，校長也是10元，僅能維持本人的最低生活，有的教師經濟條件較好則少拿或不拿錢。報校教師的朋友中有失業教師或失學青年追求進步，自願盡義務工作，與報校教師一起組織學習小組，以至實際教師數達到50人左右。朱澤甫寫道：“陳先生為人富於正義感，熱愛難童，熱愛青年教師，在上海孤島上有威望，他一號召，就捐來經費；他提出的工作計劃，理事會就透過。透過他的關係借小學教室給報童上課，沒有借不到的。經地下黨提名由我推薦的難民教師和報童學校教師，陳先生沒有不同意的。”《懷念老教育家陳鶴琴》，第70頁，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

二　兒童保育會和報童學校（2）

每逢星期日或紀念日，陳鶴琴就出面邀請一些知名人士前來演講，其中有黃定慧、吳志騫、韋愨、胡愈之、沈體蘭、吳大琨、王任叔等人。陳鶴琴常借位於八仙橋的基督教青年會服務部的場地，請劉良模、陳歌辛等音樂家教救亡歌曲。此外，陳鶴琴還在難（報）童學校的基礎上，主持舉辦數次教師進修學習班。難（報）童學校的創辦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援。《申報》報館曾捐助報校一部分辦學經費，還做了500套印有“申報”兩字的草綠色馬夾。在上海市區繁華地帶常見身穿草綠色馬夾、手持《申報》的報童身影。報童學校還曾義賣《譯報》春節增刊。在報童學校舉辦的聯歡會上，報童每人至少串聯校外一位新朋友參加，人數達千人以上，看熱鬧的不計其數。在陳鶴琴致開幕詞後，表演開始了，由報校教師與報童創作，表演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活報劇，真實再現了報童的生活：“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不等天明等快報！一面跑，一面叫：今天的新聞真正好，七個銅板就買兩份報！”臺下觀眾反響熱烈，人們紛紛議論：“這些‘小癟三’真有兩下子！”此外，陳鶴琴還邀請戲劇界朋友為兒童保育會義務公演，募集經費。1939年，在紀念“八一三”兩週年暨報販班成立一週年的演出中，報童們表演了活報劇《活捉日本鬼》。

1939年7月，有汪偽政權背景的《中華日報》出版，報童們在教師的宣傳教育下，堅持一致抵制，不賣漢奸報，不當亡國奴，受到人們的讚揚。

曾擔任過難童小學校長的李瑞華回憶：不久，兩所規模較大的難童小學成立了。陳老（按：指陳鶴琴）分配我擔任第二難童小學的校長，我立即趕到辦學地點，原來是在昌平路的一個自給收容所裡。這個所，情況非常複雜，只有供難民居住的蘆棚，伙食由難民自理；蘆棚擁擠、骯髒、雜亂，根本沒有當教室上課的地方。孩子們要出去撿破爛賣錢，揀菜皮裹腹，都不肯來上學。工作一時展不開。我向陳老師彙報後，他要我克服困難，他說：“難民所有那麼多孩子，我們一定要在那裡辦好學校。”

他分配了幾十位有教學經驗的老師來這裡工作，又親自去找難民所的主管人員交涉，要他們騰出或另蓋蘆棚當教室，還為上學的兒童爭取到了供給的口糧，讓他們能安心學習。他老人家確實花了不少心血，學校終於開學了，十四個班級，六百多名學生，琅琅書聲開始在蘆棚叢中迴響。全體教師身居蘆棚，夏天像悶在蒸籠裡，雨天在棚內撐著傘辦公，然而誰也沒有一句怨言。備好課，上好課，課後還到難民的蘆棚中去“串門”，瞭解孩子們的生活和學習情況。陳老經常在百忙中擠出時間來參加我們的校務會議，指導我們的工作。《懷念老教育家陳鶴琴》，第107頁，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孤島形勢惡化後，報童學校被工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