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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年，舉家逃難來滬，生活無著，從報上看到陳鶴琴委託中華職業教育社登報聘請玩具設計師，即前來應聘，後被錄取，從此與他結下了師生之誼。陳鶴琴認為，一個難民收容所就是一所社會大學。難民中有工人、農民、各種職業者或無業者，能者為師，會的教人，不會的跟人學。

陳鶴琴十分重視師資訓練問題。他們將招聘來的失業教師集中在一起進行培訓，上課地點設在青年會的慕爾堂，先後舉辦五期訓練班，每期200人，總計1000人次。這些師資在接受短期訓練後被分配到各收容所開展工作。每週六，陳鶴琴都會召集參與工作的骨幹人員以聚餐形式在一起開會，聽取、交流有關各收容所的工作情況，討論、佈置下週工作等。此外，他還組織教師每週定期召開教學討論會，研究教學中的各種問題。

孤島初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當局維持中立立場，同時也出於維持社會秩序的需要，對民眾抗日救亡活動採取容忍和默許的態度，這使正在恢復中的###地下黨有條件組織一些公開、半公開的抗日救亡宣傳活動，難民收容所和難民教育則成為開展這些工作的合法陣地。地下黨派出黨員和進步青年深入各收容所，擔任難民學校教師。據當時擔任###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的王堯山回憶：“當時我們只有100多名黨員，各條戰線都要人，工人界、學生界、婦女界、文化界、教育界、職業界，都要有黨員去工作、去領導。在那種情況下，省委仍把難民工作作為重大的工作來抓，一開始就有30多名黨員到難民收容所工作。還有一部分黨員是從監獄裡出來的‘###’，經省委審查也派到難民所工作，把難民工作開展起來。”②《抗戰初期上海黨的難民工作》，第5頁，###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1993年4月。一些剛剛來到上海，或在上海開展工作的###地下黨員在當時公開身份是難民收容所和難民學校、報童學校任職的教師或工作人員。根據後來的資料，一些共產黨的重要幹部如曹荻秋、劉述周、陳國棟、韓念龍等都在難民收容所工作過。在此種情形下，由陳鶴琴出面主持難民教育，使難民收容所和難民學校、難童學校得以在合法形式下開展工作，從客觀上為###地下黨組織鞏固基礎、擴大隊伍創造了有利的環境，並且由於他的奔走，使###地下黨組織在租界上層統一戰線方面取得了成功。實際上，這時的慈聯會已成為###地下黨組織的重要工作陣地，地下黨用“群眾路線”和“統一戰線”兩個法寶，“把難民工作開展起來，把難民所變成‘孤島’的政治大學校，變成革命陣地，為開展各方面工作作出了貢獻”②。

一　難民教育委員會（3）

1938年初的一天，公開身份為慈聯會收容股教育組組長、前上海《新聞夜報》戰地記者的###地下黨“難委”黨團書記朱啟鑾，透過趙樸初介紹，前往拜訪工部局華人教育處正、副處長陳鶴琴和陳選善，向他們請教有關難民教育問題，並且參加由他們在國際大廈主持召開的會議。在朱啟鑾的記憶裡，陳鶴琴彬彬有禮、誠懇坦率、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樂於探討問題，並無頤指氣使、居高臨下、令人望而生畏的態勢。《懷念老教育家陳鶴琴》，第61頁，四川教育出版社，1986年7月。在難民教育委員會的成員中，除陳鶴琴擔任主任外，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擔任副主任，趙樸初兼任總幹事，委員有陳選善、趙樸初、姚惠泉、何清儒、韋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陳望道、陸高誼（世界書局董事兼經理），幹事為朱啟鑾、周新民（周克）、丁佩瑜、楊昌鏞（楊海紋）、吳寶齡。為開展工作方便，陳鶴琴主動提出聘請5位幹事為工部局華人教育處義務巡視員。由於委員會繫上海教育界權威人士組成，因而使難民教育工作得到租界當局和社會的認可，從而為###地下黨在難民工作方面開啟局面創造了有利條件。儘管當時陳鶴琴並不瞭解這5位幹事的真實身份和肩負的任務，但這些年輕人刻苦耐勞、堅毅不拔、富有朝氣的工作熱情和發揮的骨幹作用，使他深受感動。在他的周圍，還有一大批有志青年和追隨者，其中有經###地下黨教委推薦的進步教師以及陶行知、陳鶴琴過去的學生和助手，包括張宗麟、朱澤甫、方與嚴、邢舜田等。趙樸初曾有過一段文字：那時候，上海地下黨處於秘密狀態，我做難民工作的四年裡，沒有一個人###自己的黨員身份，也沒有人傳達黨的意思，要我辦什麼事。我始終不知道誰是共產黨員，只是猜想某某某可能是有關係的。《抗戰初期上海黨的難民工作》，第28頁，###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1993年4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