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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安華夏恢復中國，儼然民族復興之主；他躬率六軍，親赴矢石，軍隊是其親手締造，驍將皆為兩淮子弟；他登基以來，夙夜圖治從未怠遑，更兼在位三十一年，積累深固，威儀日重……可以說，無論從經歷、建樹、威望、地位和實力任何一方面看，朱元璋均是千百年少見的強勢君主。然而，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他起於最底層，擁有對殘酷人生的深刻體驗和由此磨鍊出來的心理性格。

每個看過朱元璋畫像｛25｝的人，都無法忘記那張臉——　《明史·本紀第一》形容是“姿貌雄傑，奇骨貫頂”，文人真會說話，醜怪駭人到了他們嘴裡竟能轉變成這些詞———它崎嶇不平，形狀活似一隻長歪的山芋；黑而粗糙的面板上散著幾粒麻子，額頭和太陽穴高高隆起，顴骨突出，大鼻、大耳、粗眉毛，兩睛鼓凸，發出冷酷的光；尤為奇崛的是它的下巴———從寬大有力的頜骨處開始向前突著，一再延伸，直到遠遠超出額頭之外，從側面看渾如一隻狠霸的大猩猩。這隻罕見的下巴，再度提示了人來於動物的遙遠往事，它象徵著健壯的咀嚼力和貪婪旺盛的食慾，令人聯想起獸界一切善於撕咬吞噬的兇猛捕食者。

同時我們不可忽視的是，這張“卡西莫多式”醜臉跟一個身為皇帝的人相結合，在心理上所必然引起的衝突。這並非出於無稽的相面學。傳說先後有兩位替朱元璋造像的畫師，因為只知摹形繪影不解粉飾遮掩而掉了腦袋，直到第三個畫師，才仰體聖心，把他畫得慈祥仁愛。這是人之常情。對朱元璋來說，那崎嶇不平的相貌固然“雄傑”，但無疑也鐫刻著他坎坷下等的出身和遭際，儘管貴為人君，無情歲月的痕跡也許可以從宮廷畫師筆下抹去，卻無法從自己臉上和內心世界抹去。

前文我提到孟森先生關於朱元璋“峻法”政治的一個評價，說他“約束勳貴官吏極嚴，實未嘗濫及平民”。這是孟森先生的敏銳細膩之處。在展開下文以前，我重申孟森先生的這個觀點，並再次強調不宜以“暴君”視朱元璋。蓋所謂暴君者，根本標誌是虐世害民；只有與人民為敵者，才配得上這稱號。不論朱元璋在權力鬥爭中多麼殘忍，整體來說他不是一個禍害人民的皇帝，相反，洪武年間清丈土地，興修水利，獎勵農耕，減免賦稅，殺減貪風，改良吏治，老百姓是得利受惠的。

但對官吏而言，朱元璋搞的真是不折不扣的酷政、暴政。可能無論在中國哪個朝代，做官皆不曾像在洪武朝那樣提心吊膽。這位窮山惡水生養出來的貧民皇帝，把他那個階層的野性、狠勁充分發揮在吏治上，剝皮、斷手、鉤腸、閹割……全是最駭人聽聞的酷刑，而且五花八門、種類繁多。另外我們還知道，幾乎整個古代，中國普通百姓是無權告官的，或者，凡告官者先打一頓殺威棒；然而洪武年間居然宣佈，凡是貪贓害民之官，百姓人人皆可將其直接扭送京師。有時候我不禁懷疑，朱元璋如此嚴厲地打壓官吏，在多大程度上是出於肅清吏治目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種“瘋狂的階級報復”？因為在他的做法裡頭，許多地方令人感到是非理性的、宣洩的，夾雜著強烈個人情緒，是恨，以及伴著毒意的快感。他不是心寬易忘的人，洪武十一年，當憶及父母雙亡、無地可葬的悽慘時刻時，他親筆描畫了使他深受傷害的一幕：“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這記憶，有沒有暗中左右著朱皇帝的心神，又如何影響了他為政？

揪出與打倒

細玩朱元璋的暴力馭吏，深感此人乃是一位天生的權術大師，他通對官吏保持高壓，坐收一石數鳥之效：第一，澄清吏風；第二，發洩舊怨；第三，收聚民心；第四，抬升帝威；第五，殺雞儆猴。這裡面，既有直接目的，更有他深謀遠慮、不可告人的籌劃。如果朱元璋的打擊物件只有瀆職枉法的狗官，事情另當別論，但我們發現並非如此。在一些著名的大案裡，懲治汙吏或不法之臣只是由頭，被朱元璋借題發揮，搞擴大化，輾轉牽扯，最後挖出來一個又一個“反朱元璋集團”，其中，胡惟庸、藍玉兩案分別都連引至數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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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13）

整個明代只有過四位丞相：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胡案後，朱元璋廢相，古老的相制就此終結（清代官制基本照抄明代，也未設相位）。而僅有的這四位丞相，除徐達外，另三位居然全在胡案中被一網打盡，可知此案之巨，亙古未有。

胡惟庸得罪朱元璋的直接緣由，據說是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今屬越南）使者來貢，胡惟庸自行接見而未奏聞，然而，占城貢使卻被一個太監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