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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誇張地說，這兩個小故事，給他後來的統治者生涯，埋下了很深很深的伏筆。

在朱元璋之前，皇帝這個“職業”其實並不像現代人想象的那樣凌乎絕頂、無法無天。中國曆代帝王，除極個別雄主以外，大多數都只掌握著一種虛擬的或者說名譽上的“絕對權力”。這來自於中國古代權力結構的諸多複雜性。自從儒家倫理在漢代確立為中國社會和政治的基本秩序以來，君權就同時既被抬到與天齊高的位置，然而又被一整套倫理體系所描述、所規定和所限制。“君君臣臣”這個理念，講的是君要如君、臣要如臣；未有君主之前，先已有了君主的本分，違反這本分，就是“君不君”。所以，一個君主的合法性，不光由他的皇統合法性來確認，還要由他的倫理合法性來確認。成為君主，絕不意味著可以為所欲為，相反，他得削足適履般地使自己適合儒家倫理所給出的君主定義、義務和責任，要接受儒家倫理的詮釋者———士大夫群體如影隨形的檢驗、評判和諫諍。除了倫理約束，中國古代王朝的權力結構，亦非帝王“一元化”領導。君權固然至高無上，相權卻經常更具實質意義；從三代直至宋元，賢相譽掩君王，或者權相勢壓君王的例子實不勝數，伊尹、周公、管仲、趙高、曹操、諸葛亮……這些強有力的政府首腦，往往超越君主而成為國家的真正領導者，後者則相形見絀或狀若虛設。而且，不單相權在威脅君權，其他諸多元素———藩鎮、外戚、宦官———也作為蟄伏著的力量隨時可能分解削弱君權，單看唐代，就有多少皇帝淪為傀儡，甚至丟了性命！

奇怪的是，既然做君主這麼不爽，以往歷代為何沒有出現朱元璋式的“解決方案”？這個問題，說奇怪也不奇怪。我粗粗想了一下，覺得至少有以下幾點原因：第一，必須是延續較長的、穩固的大朝代，才有餘裕的時間來想這個事兒，短命的朝不保夕的內亂不止的小朝代，恐怕顧不上；第二，非得第一代君主存了此心，從一開始就在制度上加以變革，否則，中國講究祖制，不合祖制者，變起來難乎其難；第三，還要看帝王本人的威權、心計、手腕乃至個性如何，柔而寡決者不成，剛而過猛者不成，對局面缺乏絕對控制力、對群臣沒有形成和達到極高威望和巨大震懾力，也不成。

綜合以上數點，我們可看到，帝權一統中國以來，到朱元璋之前，只有漢、唐、宋、元四代夠條件。元代情況特殊，一直未融入中原文化傳統，內部權力衝突與典型的“中國特色”不大一樣，所以首先排除不論。漢高祖劉邦既有所意識，也有所舉動，然而考慮並不周密，看得也不夠深遠，否則就不會險些讓皇權易姓呂氏。唐高祖系酒色之徒，並無雄才大略，且在位僅八年，唐代真正的奠基人是太宗。此人從智力到能力到威望，無疑擁有充當獨裁者的一切條件，唯一的問題取決於他想不想這麼做，事實是他不想這麼做，似乎也無須這麼做———他罕見地做到了在不殺戮功臣、信用宰輔的同時，始終保持並完整享有自己作為皇帝的威權，這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但李世民的錯誤在於未能預見到他的肯定不會像他一樣出色的後代所面臨的麻煩，所以唐中晚期以後帝權也是歷代最脆弱的，可見一個朝代的奠基人過於優秀、過於自信也並非吉兆（對於帝權而言）。宋太祖既有接近於李世民的條件，也有李世民所不屑一顧的危機感，同時中國歷史到了那個年代也積累了更多的“教訓”可供趙匡胤記取和借鑑，事實上，帝權正是在他手裡邁出走向極權的第一步，他顯然是朱元璋的先驅和主要借鑑物件。不過，趙匡胤的思慮卻是片面的，他的注意力過於集中於晚唐藩鎮割據和五代十國的戰亂局面，也就是說，集中在“槍桿子裡出政權”方面。他自己搞“陳橋兵變”而“黃袍加身”，然後成功導演了“杯酒釋兵權”的一幕，他完全受制於自己的這種成功經驗，只對朝廷軍事制度做出重大變革———將兵權收歸皇帝，保留將領的作戰指揮權，其他方面卻沒有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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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12）

現在，輪到朱元璋出場了。

讓我們睜大眼睛打量這個人：他當天下離亂之際，以弱者身份從群豪中脫穎而出，親手打造了一個王朝；他驅除胡元遁歸沙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