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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了，朱元璋由是知此事，大怒，敕責，胡惟庸等惶恐之下將責任推諉於禮部，說是他們處理不當，禮部豈能甘做冤大頭，反過來堅訴與己無關。推來推去，惹朱元璋益怒，一股腦兒將中書省、禮部諸臣統統下獄，審訊誰是主使。很快，首先將汪廣洋（時汪為右丞相，胡為左丞相）賜死。汪死之時，其妾陳氏自願從死。朱元璋聽說此事，命查陳氏來歷，得報告說陳氏乃是某罪臣之女，其父沒官後充汪妾，朱元璋再次發作，說：“沒官之女，止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竟以這個理由判胡惟庸及部臣等“鹹當坐罪”。恰在此時，有兩個與胡惟庸過從甚密的官員告發胡陰結武臣謀反，胡當然被誅。

然而，胡案奇就奇在，事情並不因胡惟庸死而結束，從洪武十三年誅胡，到洪武二十三年，胡案就像一座儲量巨大的富礦，一再被深掘潛採，猛料迭爆，不斷有“新發現”。先後查出胡惟庸與東瀛倭國和逃到沙漠的舊元君臣相交通，是個“裡通外國”的漢奸、特務、賣國賊。洪武十八年，胡案再挖出一條“毒蛇”———李善長之弟李存義，這李存義與胡惟庸是親家，其子李佑娶胡女為妻，舉報者說李存義參與了胡惟庸的謀反計劃，奇怪的是，李存義不僅沒有被處死，而且得到的只是流放崇明島這樣簡直應該說很輕的處罰。這種反常的處置似乎意味著什麼，果不其然，又過五年，到洪武二十三年，最後、最關鍵、最大的首要分子被揪出來了，那就是位列開國元勳頭把交椅的李善長。李善長的揪出，真正宣告了胡惟庸“反皇叛國集團”徹底覆滅：李家“並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餘人”被殺，同時有九位侯爵被打成共謀不軌的“逆黨”。至此，胡案遷延十載，最終以李善長倒臺及三萬餘人被殺而落下帷幕。

李善長，定遠人，朱元璋初起時他在滁縣加入朱軍，從此成為朱元璋的頭號智囊，“軍機進退，賞罰章程，多決於善長”。明建國，李善長更是國家體制、法律、禮儀的主要制定者。洪武三年大封功臣，一共只封了六人為公爵，李善長是文臣中唯一被封者，且排第一，位居徐達、常遇春等赫赫名將之前，朱元璋在所頒制詞裡將李直接比做漢相蕭何。後為示恩寵，又將臨安公主許配善長之子李祺，一時間，李善長榮耀達到頂峰，史書上說“光寵赫奕，時人豔之”｛26｝。

然而，這位“明代蕭何”終於在他七十七歲、沒幾天活頭的時候，被朱元璋以意欲輔佐胡惟庸謀取皇位為由除掉。李被殺的第二年，一個低階官員王國用上書朱元璋，就此事提出質疑，說：“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如果說李本人有想當皇帝的念頭，事情還另當別論，“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27｝這個推理十分有力，沒有犯罪動機，何來犯罪行為？這是朱元璋無法回答的。極為蹊蹺的是，狠狠將了朱元璋一軍的王國用居然平安無事，朱元璋給他來了個既不作答也不加罪———莫非朱元璋有意以此方式預設某種事實？回顧胡案十年，我們發現整個過程充滿了偶然性和巧為佈置的痕跡，幾乎每一次重大關節、演化，都由微細瑣事而逐漸被放大，所謂風起於青萍之末，一個看似不起眼的由頭，生拉硬扯，順藤摸瓜，株連蔓引，直至搞到李善長那裡方才罷休。也許存在胡惟庸試圖謀反的事實，但這案情絕對被朱元璋利用了，可能胡案事發之日，朱元璋便意識到此乃剪除李善長及其勢力的良機；他以驚人的耐心，不慌不忙用十年時間完成了這件鈍刀殺人的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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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14）

李善長被殺後三年，另一大案爆發，主人公是藍玉。兩個接踵而至的大案放在一起看，特別有意思。一個是文臣，一個是武將；一個是“老一輩政治家代表人物”，一個是“晚生代軍方精英領袖”；一個被前後花了十年功夫慢慢扳倒，一個卻被速戰速決、突然發力瞬間擊倒……朱元璋對李藍二人所用手法，真的是無不妙到巔毫。

藍玉嶄露頭角是在明建國後。洪武四年、五年，他先後作為老元戎傅友德、徐達的副手，徵定西南、北漠，迅速顯示其軍事奇才。洪武十一年，他和另一位新生代領軍人物沐英聯袂出擊西北，“拓地數千裡”，班師封侯。洪武十四年，他以徵南左副將軍從傅友德出師雲南，“滇地悉平，玉功為多”。此後聲譽鵲起，洪武二十年，終於取代老一輩的馮勝“拜為大將軍”，總領軍事。藍玉雖非開國元勳，但對明建國後武力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