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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廷議，明確反對桂萼的主張；同時還特別指出：“謹集諸章奏，惟進士張璁、主事霍韜、給事中熊浹與萼議同，其他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臣等議。”｛35｝這應當是事實，汪俊不敢瞎編：算上桂萼本人，持那種觀點的總共四人，而反對者達二百五十餘人，完全不成比例。

沒有關係，嘉靖情知事必如此，他早有準備。他一面對內閣和禮部施壓，一面徵召張璁、桂萼、席書、方獻夫等人來京。正德末年至嘉靖初年政治格局的更迭，已不可避免。

從嘉靖三年正月至五月，是反對派節節敗退的一段時光。由於楊廷和這唯一堪稱德高望重的樞臣引退，反對派思想雖仍然統一，但卻少了中流砥柱，根本無法制約皇帝。他們先是同意興獻帝后稱號中增加原先楊廷和執意不從的那個“皇”字，然後被迫接受興獻皇帝前面再加上“本生皇考”字樣。嘉靖卻得寸進尺，又提出在皇宮內為父親設立牌位以便奉祀。

事至此，反對派明白，皇帝陛下必盡伸其志而後已，然以職責所在，他們只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縱然是螳臂，也須擋一擋車輪，求個心安理得而已。

於是，在設興獻神主的問題上，退無可退的汪俊等人，態度突然強硬起來，堅決抗旨。這類似於弈局敗勢已定的情況下，刻意弈出錯招，來替自己找個臺階。嘉靖果然大怒，斥汪俊等欺其年輕、藐視綱常。得此重責，汪俊和首輔蔣冕旋即引咎辭職，請求順利地透過。首輔之位由楊內閣碩果僅存的毛紀接替，而對於“大禮議”至關重要的禮部尚書———某種意義上相當於現代主管國家意識形態、理論思想宣傳工作的負責人———嘉靖特批由原南京兵部右侍郎席書擔任。

一朝天子一朝臣。政治權力的變化，總是體現於並透過人事變動來實現的。除席書接掌禮部外，五月間，張璁、桂萼、方獻夫也分別被任命為翰林學士、侍讀學士，為他們將來進入內閣鋪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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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萬歲，陛下（15）

“大禮議”到了最後決戰的時刻。

張、桂等人的言論，和嘉靖的重用，令北京政界普遍把他們視為希意幹進、獻媚邀寵的小人，張、桂等人一時成為公敵。給事御史李學曾、吉棠參道：“璁、萼曲學阿世，聖世所必誅。”刑部尚書趙鑑也敦促皇帝對張、桂等繩之以法，公然對人講：“得俞【諭】旨，便捶殺之。”攻擊還來自御史張翀、張本公、段續、陳相等多人。比四面楚歌的輿論環境更嚴重的是，很多朝臣甚至對進言皇帝懲處此數人不表興趣，而欲徑直飽以老拳，《明史》寫道：“眾洶洶，欲撲殺之。”

桂萼嚇得關在家裡，張璁也是躲了好幾天，直到確信無復性命之憂，才敢上朝。在這期間，嘉靖動用權威，從動本參攻張、桂的人中挑出幾個，投入詔獄，又以“朋奸”切責其餘人等，方令事態有所緩解。

張、桂定了定神，開始發揮嘉靖調其晉京的作用。他們聯名上疏，完全徹底否定朱厚熜繼位以來楊廷和內閣有關興獻地位問題的政策，最後落實到一點，即去掉興獻尊號中的“本生”字樣，指出：“若不亟去‘本生’之稱，天下後世終以陛下為孝宗之子，墮禮官欺蔽中矣。”｛36｝

作為現代人，我們對嘉靖君臣數年以來爭得不亦樂乎的稱號，恐怕早有頭暈眼花之感。所以，敘述至此，有必要對稱號之爭的變化，及其相互是何關係，總括起來作一交代和分辨。

最早，內閣和禮部認為興獻王不能稱“帝”，打算以“興獻大王”的稱號來解決與一般藩王的區別問題。嘉靖不答應。之後，同意稱之為“帝”，但不同意用“皇”字，來保留與曾經真正君臨天下的皇帝們的區別。嘉靖仍不滿意，於是，興獻王又得到“皇帝”稱號。在“皇帝”稱號解決之後，嘉靖的目標轉向“皇考”問題。“皇考”，意即“皇帝之父”。正德十二年十二月，由張太后下旨給予興獻王以帝號時，嘉靖接受孝宗為“皇考”並正式詔告天下。這一直是嘉靖的心病。他在擠走楊廷和後即著手解決此事，廷臣無力阻止，一番討價還價之後，於當年三月一日宣佈，即日起興獻王的完整稱號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興獻王成為“皇考”，但與孝宗比，前面多一“本生”字樣；這樣，嘉靖同時擁有兩位“皇考”，孝宗是政治上的父親，興獻皇帝是親生父親。

———以上是過往圍繞興獻王稱號問題，發生的全部爭執及結果。

現在，張璁、桂萼發出最後一擊：去掉“本生”字樣，讓興獻皇帝成為無論血緣或政治上的唯一父親。他們說，“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