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部分(第2/4 頁)

，孔子有一句話早就點破了這道理：“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嘉靖的所作所為，正是對禮樂自天子出的實踐。

當“大禮議”的現實目標達到後，嘉靖非但不消停，反而益發不甘寂寞地逐一更正所有要典，這樣的態勢表明他的認識的重大轉折，那就是追求一種精神領袖地位，已經成為他塑造自我的方式，甚至是他獨特的統治術。

他的皇帝生涯明顯地分成“勤政”、“倦政”兩大階段。在統治後期，他潛心於道教，除了個別人，群臣二十餘年不能見其一面，自然談不上有何政績。因此，他所有的“政績”基本上都集中於早期的“勤政”階段。而在這階段，嘉靖究竟做過些什麼呢？即位初年對制度、經濟、人事方面的一些改革，實際上系由楊廷和擘畫實施，嘉靖不過照準而已。其間，真正由他主動採取的行動，可以說幾乎全在禮制的更新方面。

古來皇帝裡，這近乎絕無僅有。大多數皇帝無所作為，只顧玩樂；少數有作為，辦了一些實事。嘉靖不屬於兩種情形中的任何一種———他有作為，卻對“辦實事”不感興趣，所謂的“作為”全部集中在思想意識形態或者說虛文浮禮的領域。他在這方面花的工夫和取得的“成就”，超過帝制史上任何一位君主（即秦始皇以來，以前的周文王不在此列）。

嘉靖的努力，不全出於想名留青史一類的虛榮，他其實有很實用的考慮，或者說逐漸發現“務虛”而不“務實”，對於駕馭群臣、抬高自己的權威，好處甚大。縱觀整個明代，做皇帝做得最輕鬆，最遊刃有餘，數他朱厚熜。

他在三十多歲上退居西苑，到六十歲死掉，這樣漫長的時間，一直不曾親理朝政，但他居然從來未嘗失去對局面的控制。從他本人的行跡來看，他絕對可以算是一個荒嬉的皇帝，可是，居然沒有什麼人能夠鑽他的空子，無論內官，還是外廷，都不曾出現奸雄級的人物（包括那個在史家誇大其詞下被說成大權奸的嚴嵩，關於此人，我們後面將專門談論他）。這簡直稱得上是一個奇蹟。

根本原因，即在嘉靖以心馭人的絕招。這是他經過“大禮議”和更正國典等一系列思想意識形態交鋒的鍛鍊，摸索並總結出來的一種統治術。統治後期，他表面上過著隱居生活，對朝政撒手不管，也不見其人，可實際上這是一種心理戰，外面有個風吹草動，從逃不出他的耳目。群臣完全猜不透皇帝在想什麼，反而小心翼翼。

他的心術統治法，最典型的表現，是“青詞”。“青詞”，是道教用於祭神的駢儷體表文｛45｝，以硃筆寫在青藤紙上｛46｝。嘉靖躲在西內崇道，經常設醮，讓大臣們為他撰寫青詞。他對這件事的運用，繼續貫徹了統治前期在儒家禮儀問題上的“政教合一”思路，也即，既是宗教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寫得好，稱旨，就給予政治信任，否則相反。此時的幾個重要大臣，夏言、嚴嵩、徐階，都經常為他寫青詞，其中嚴嵩提供的青詞———不少出於其子嚴世蕃之手，世蕃人雖不堪，卻是少有的語言奇才———尤能博嘉靖歡心，所以也最受信用。有人於此道不通，寫不了，或能寫卻寫得不好，竟被削職為民，如駙馬鄔景和、吏部左侍郎程文德等，都是如此下場。反過來，嘉靖自己也經常以青詞來代替諭旨，語意晦澀，使人如墜五里霧中———他這麼做，是故意的，除了藉以測驗臣下對於他的精神世界（宗教信仰）持何態度，也專門造成一種令人猶疑不定的心理，平添別人的畏懼。

嘉靖：萬歲，陛下（21）

嘉靖與明代士風

帝制時代，政治是否清明，跟士風相當有關係。

一般人對明代士風的印象多不太好，覺得士人當中盛行享樂主義，嫖妓、搞同性戀、拿女人三寸金蓮的小鞋子行酒，五花八門無奇不有。《金瓶梅》出現以後，色情文學在明代甚囂塵上，可以說是歷來所無；雖然這些小說前面往往冠冕堂皇地加上一篇勸誡世人當心色魔傷身的序文，卻遮掩不住作者對縱慾貪歡的欣賞，每個讀過這種作品的人，都難免會想象明代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就是這樣。當時流行所謂“名士風度”，也很出了一批這種放浪形骸的名士，從王世貞、屠隆到秦淮河畔的錢謙益、冒闢疆、侯方域，以及李漁、張岱等，或淺或深，都染上了這種習氣。除了行為有失檢點、不夠端正的情形，更糟糕的是很多士大夫人格低下，賣身求榮，搖尾乞憐，助紂為虐，無所不至。魏忠賢身邊就有一批這樣計程車大夫，他們的無恥，竟到了甘為閹宦兒子、孫子的地步。宗臣的名篇《報劉一丈書》，裡面描述了一種朝夕候於權者之門，厚顏巴結顯貴的人，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