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部分(第3/4 頁)

人在當時顯非少數，凡讀過此文者，對明代士風都將有一種油然而生的鄙夷之意。

有個具體例子，大書法家董其昌。此人官做得很高（禮部尚書），藝術成就更冠絕一時，所創“董體”秀美溫柔。倘依著“字如其人”的老話去揣想，誰都無從設想現實中他會是比南霸天、周扒皮壞上百倍的惡霸。而事實上，董其昌正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老流氓。他退休後在松江鄉下，“倚勢橫行，民不堪命”，劣跡累累，僅因一件小事便縱喝豪奴毒打生員陸某，猶未盡意，復將其妻母擄來府中，“大都剝褲搗陰，四字約而概矣。打後大開重門，祖常【其昌子】南坐，對眾呼為榜樣【誰再敢……瞧瞧這便是下場】。復將諸婦，舁入坐化庵中，泥塗滿面，上無蔽體之衣，血流至足下，乏掩羞人【疑為“之”字之誤】布。觀者摩肩，人人髮指，鹹謂董氏之惡至此極矣”。民眾約齊告到官府，不想董其昌早將官府打點，於是民怨益甚，到了第五天，終於激成大亂，十餘萬松江百姓聚結董府之外，人山人海，罵聲如沸，投磚扔石，最後放起火來，大火徹夜不休，董家豪宅付諸一炬。鄉里人給了他這樣的評語：“吾松【松江】豪宦董其昌，海內但聞其虛名之赫奕，而不知其心術之奸邪。交結奄豎已屢擯於朝紳，納苞苴復見逐於楚士”，“欲壑滋深，惟圖積金後嗣；丹青薄技，輒思壟斷利津”。｛47｝

單看這些，明代士風之壞，似乎是不可收拾的。

其實，明代士風本不是這樣子。我們雖不能簡單以“好”“壞”來形容，卻可以很有把握地說，跟過去歷朝比，明代士風算最端正的。由於儒家思想權威在明代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明代士大夫的精神是歷來最正統的，士大夫之間，砥礪名節是普遍的風氣，對於剛直不阿、勇於任事、殺身成仁這類品格的追求，相當熱誠。加上開國時期朱元璋用極嚴酷的手法整飭吏治，明代士大夫很長一段時間裡鮮見貪黷之徒。永樂篡位，大殺忠正之士，對於士風雖然有所斫傷，不過根基尚未動搖。所以，我們才得以看見從方孝孺到于謙，以至於正德年間劉健、嘉靖初年楊廷和這樣一代一代綿延不絕的剛毅清正計程車大夫代表人物，他們每個人都不是孤立的，身後都站著一大群稟持同樣精神與原則的同事與同志。而相反的，逢迎拍馬或明哲保身的情形，非常少有，偶有這種敗類，也舉朝側目，使其無地自容。例如成化年間的大學士萬安。武宗皇帝那樣荒淫，但身邊的追隨者，那些濟惡之人，要麼是內豎武夫，要麼是伶人番僧，沒有一個文臣肯與之為伍。到嚴嵩之前，明代士大夫中間也不曾出過一位利用職權大肆貪汙受賄的大臣，倒不乏韓文那樣去職之時行囊空空的例子（韓文丟官返鄉途中，劉瑾令偵卒暗相刺探，希能發現不利於韓文的證據拿回問罪，但韓“止乘一騾宿野店而歸”，劉終無所得）。其實，即便到士風幾乎爛透了的天啟年間，明代士風的深厚傳統也仍有極耀眼的表現，在楊漣、左光斗身上，以及魏大中、周順昌、高攀龍、李應升等許多人身上，硜硜自守、剛勁肅如、忠義自命的風範，較諸方孝孺未嘗遜也。

。　最好的txt下載網

嘉靖：萬歲，陛下（22）

所以，我對明代士風有三個基本的看法：第一，跟歷朝相比，它不僅不算差，總的來說還屬於更端正一些的；第二，從它自身來看，的確有變化，從比較端正變得比較醜陋；第三，這種變化由累積而成，但嘉靖朝無疑是一個轉折點———由嘉靖朝起，士風轉向墮落（雖然仍不乏忠介之士），復經萬曆、天啟兩朝，而至不可收拾，明朝亦隨之敗亡。

為何說嘉靖年間是轉折點？通覽一下明朝歷代政壇和士林風氣，會明顯地看到，正自此時起，正氣下降厲害，邪氣上升嚴重，形形色色的“小人”開始層出不窮。以往政局之壞，除去皇帝本人的因素，十之###都壞在宦官、外戚、特務、近幸這樣一些人手裡，嘉靖朝則很不一樣。以“閹禍”為例，憲宗以來直到明季，幾乎代代都有為惡甚巨的大宦官出現，獨嘉靖朝是個例外。嘉靖年間政局基本上由文官政府掌控。這一時期雖也誕生了自己的反面明星，但他卻非汪直、劉瑾、魏忠賢一流，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正途出身計程車大夫———嚴嵩。知識分子嚴嵩能超越一幫“傳統壞蛋”脫穎而出，是有象徵意義的，意味著士大夫或者說儒家官僚這個集團，已經開始質變。

然而，主要責任不該由士大夫階層承擔，尤其不該由個人承擔（我是指嚴嵩）。在專制體制下，“一”即為最大數，民眾雖廣，卻兆億而不能抵其一。這個“一”，就是獨坐於權力最頂端的皇帝陛下。如果在民主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