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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官僚價值體系，在明代社會政治中的權重越來越大，以至於士大夫們儼然以合法性的標尺和捍衛者自居———這是一種明代特色。我們都還記得，當年朱棣以謀篡上臺時承受了怎樣沉重的壓力，遭遇了怎樣堅決的道德審判；這審判雖然無聲，卻更無從迴避，讓人寢食難安。嘉靖面對的，實際是同一種力量。不錯，名義上君主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但“正義”（真理）卻掌握在士大夫手中，他們透過對意識形態的控制取得比皇帝更高的話語權。

這就是為什麼會發生“大禮議”的深刻原因。雙方就幾個字眼展開韌性十足的爭奪，乍一看無聊而可笑，背後卻關聯著政治這場遊戲在明代的獨特玩法。過去，帝制時代的權力角逐，是在門閥、藩鎮、宮闈這種層面展開，用武力、殺戮、幽禁、廢立之類手段解決；而在“大禮議”中，權力角逐卻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上展開，透過抽象的理論甚至幾個語詞的爭奪來解決。武則天的權威，靠廢幽李家人、擢用武家人和寵任來俊臣一類酷吏，即可確立；朱厚熜卻不得不去和閣臣、禮部、科道官員咬文嚼字，就禮學原理孰是孰非大費唇舌、互相辯駁。雖然武則天的辦法簡單得多，想必朱厚熜不是不樂於採用，問題在於他已無能為力。

於是，我們這位可憐的嘉靖皇帝，迫不得已只好捲入一種充滿“學術氣息”的行為，跟科舉出身、飽讀經詩的朝臣們進行為時三載的反覆的“學術研討”———一旦從這角度來看，我們會感到“大禮議”的發生，簡直有一種讓人忍俊不禁的可愛。

讓人感到格外幽默的是，取得“大禮議”勝利後，嘉靖對於此種“學術”活動，竟有欲罷不能之勢。先前，他無端而吃力地———從年齡到“學力”來說都是如此———被拖入深奧枯燥的禮學探討，而眼下那些迂闊夫子或者捲鋪蓋滾蛋或者繳械投降，不再有人試圖拿聖學經典煩擾於他，他反倒在心中生出寂寥來，以致不斷地自行尋找並提出新的“課題”，把相關“研究”引向深入，全面重新整理從祭祖到祭天地、祭孔的國家大典的理論與實踐。當他將這些禮儀一一“更正”時，人們驚訝地發現，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理論家，不是任何皓首窮經的名公鴻儒，恰恰是皇帝陛下本人。

似乎“大禮議”硬生生把一位皇帝打造成興致盎然的學術專家，不過，嘉靖遠非被動地適應他的時代以及這個時代皇帝的當法，從他後來對於儒家經典理論問題的沉迷，我們固然看到了迫不得已，但更多地還是發現他有一種因勢利導、將計就計的主動。

“大禮議”給這位少年皇帝造成的屈辱，莫過於儒家官僚———廣義上說也就是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階層”———運用自己的精神優勢、理論資源和對話語權的控制，使自己處於文化領導地位。嘉靖可能發現，在大明朝，皇帝這個職業已經不是想象的那樣崇高，在他這位世俗王者的頭上，其實另有一位無冕之王———儒家意識形態。後者雖沒有強大到使歐洲教會與王權分庭抗禮的地步，但在道德上的優勢卻是毋庸置疑的，否則，楊廷和這些人何以會覺得連別人父母是誰，也應該由他們來指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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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萬歲，陛下（20）

過去，有很多這樣一類故事：窮人因為不識字，被富人坑了騙了。作家柳青的父親就是因為此種遭遇，節衣縮食，發誓讓兒子成為有文化的人。少年朱厚熜初來乍到，被一幫“北京知識分子”利用對於經典理論的造詣所壓制，似乎也是相同的處境。這注定他的“翻身”，絕不僅僅是簡單地取得“大禮議”的勝利，而一定要以樹立起自己在經典理論上比“知識分子”更大的權威為代償。一言以蔽之，當初“知識分子”是在何種方面、何等意義上欺負他的，他最後就必須在同一方面、同一意義上將對方踩於腳下，令後者轉而對他報以仰視。

這是一種最簡單的恩仇錄，它展開於君臨天下的皇帝與握有文化領導權的知識分子官僚之間，其焦點是皇帝嘗試透過自己稟持的最高政治權力，和運用這種權力，褫奪知識分子官僚的文化領導權。

最初，皇帝的動機也許只是出於復仇、賭優爭勝或尋找自我平衡，但在實踐中，他發現了更大更深刻的意義。越來越多的勝利和成果，讓他意識到，佔領精神制高點，成為時代的精神導師，絕不僅僅是帶來榮譽感的滿足；事實上，這本身就導致權力的加強和提升，一個普通的皇帝只是透過諭旨去體現他對於臣下的主導作用，而成功地居於精神制高點，這樣的皇帝，將進而從思想上指引著百官，也就是說，對思想意識形態的控制，蘊涵著真正不可抗拒的權威。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