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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訓導林雲為本府作《謝東官賜宴箋》，以箋內有“體乾法坤，藻飾太平”句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為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以表內有“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句誅。蓋以“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智”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發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式君父”嫌於“弒君父”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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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莽之雄朱元璋（20）

有幾個未作解釋的，我們依朱元璋的心理去揣測：“壽域”是否有嫌於“獸慾”？“取法”是否有嫌於“去發”？總之，不出此類意思。

《閒中古今錄》亦載：

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為僧也，‘光’則薙【同“剃”】發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

這些都毫無道理，就像當今世俗之輩以“4”意會“死”、以“8”意會“發”一樣，其實正好暴露了朱元璋無知少文的素質。不巧的是，這樣一個人恰好是皇帝，就活該當時的讀書人倒黴。讀書人墨水兒喝得多，就喜歡“拽辭兒”；平常“拽辭兒”是雅事，這個節骨眼兒上偏偏就拽出大禍來。而且什麼時候得罪，預先根本無法料知，因為那位特定的讀者，完全非理性，天曉得他腦子裡對一個語詞會生出何種聯想！

應該說，朱元璋在教育子孫時，並不諱言自己出身窮苦、早年生活窘迫這些事實，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流露出一種自豪。但以上文人所犯之忌，恰恰又全是由於朱元璋認為他們在影射他的過去。這似乎是很矛盾的現象。換言之，那些往事，他自己說得，別人說不得；由他自己道來是一種滋味，而經文化人道來就是另一種滋味。看來，最終還要歸結到他在文化上的自卑心理，這心理轉而導致他對知識分子懷有根深蒂固的猜忌，覺得這類人總是居心叵測，話裡有話，專門借語言佔便宜、使絆子。朱元璋實際上患了“語言恐懼症”。

人就是如此被生活不可抗拒地書寫。儘管他現在君臨天下、廣有四海、統馭萬民，但生活經歷還是把他某一方面的自我感受定格在從前，使他到死在這個方面都高大不起來，而永遠卑微。他的每一次文字獄，他每一次疑神疑鬼，都在訴說著這可憐而弱小的自我。

雖然專制乃極權與生俱來和普遍之稟賦，而透過朱元璋，我們卻進一步發現，如果這制度的意志由一個文化身份低微者來掌握，那麼，它反理性的特質甚至可以越過政治、思想、倫理這些顯性的一般社會內容，而直抵隱喻的世界；亦即，不光人們明確表達出來的思想將被限制，即便抽象的精神趣味，比如對語言的修辭、使用和選擇怎樣的字眼這類最低限度的個體精神自由，亦在干涉之列———它們必須適合獨裁者的知識水平和理解能力，一旦跨出這限度，後者就毫不猶豫地用暴力加以制止。

順此邏輯，朱元璋的猜忌物件“合理”地從表箋一類公文擴散到文學創作，從個別字詞的“不敬語”擴散到一篇詩文的主題與立意，從修辭的技巧層面擴散到作者的思想傾向和意識形態。

《國初事蹟》載：

僉事陳養浩作詩云：“城南有嫠【寡婦曰嫠】婦，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其傷時。取到湖廣，投之於水。

曠夫怨婦，古詩歷來最尋常的傳統主題，不知被詩人吟詠了多少年，從不曾出事，這個陳養浩無非蹈故襲常，卻落得個溺死的下場。

有兩個和尚，一個叫守仁，一個叫德祥，喜歡作詩，也惹禍上身：

一初【守仁字】題翡翠【這裡是鳥名，不是寶石】雲：“見說炎州進翠衣，網羅一日遍東西。羽毛亦足為身累，那得秋林好處棲。”止庵【德祥字】有夏日西園詩：“新筑西園小草堂，熱時無處可乘涼。池塘六月由來淺，林木三年未得長。欲淨身心頻掃地，愛開窗戶不燒香。晚風只有溪南柳，又畏蟬聲鬧夕陽。”皆為太祖見之，謂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謂我法網密耶？”謂德祥曰：“汝詩熱時無處乘涼，以我刑法太嚴耶？又謂六月由淺，三年未長，謂我立國規模淺而不能與禮樂耶？頻掃地，不燒香，是言我恐人議而肆殺，都不肯為善耶？”留罪之而不善終。｛34｝

其實稍解詩趣的人都看得出，守仁詩是要說一種禪意，德祥詩表達的卻是對自己心性修行未純的省思；經朱元璋一讀，則全部讀成政治。

草莽之雄朱元璋（21）

某寺廟壁間不知何人一時興起，題詩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