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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歸根到底，朱棣之倚宦官，應該不是出於欠了這些人的情，而要對他們有所回饋，“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朱棣不是這樣的人。此人唯我獨尊，一切皆以自己為出發點和旨歸，寧可負天下，不可天下負我。他為了樹立形象和詆譭朱允炆（因為朱允炆在當政時期充當了一個改革者的角色），就假惺惺地把自己打扮成“祖制”（朱元璋政策）的維護者，但在不容太監干政這樣一個重要問題上，他不僅不堅持祖制，反而從根本上破壞了它，並給後來明朝亡國種下禍根。為什麼？就因為他極端利己的本性。朱元璋不準太監干政，這規矩很清楚，斬釘截鐵，理由也說得挺透，朱棣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明白。然而有兩個因素使他顧不上這些，明知有那樣的祖制，明知自己的做法極其危險，也執意去做。

一個因素，是他在篡權的過程中嚐到了甜頭，或受到很大啟發，即太監這群人很可以被利用來執行某些特殊任務，機密事、不道德的事或不可告人的事，交給他們去辦最合適不過，只要時不時扔給他們幾根骨頭，他們就會跑前跑後替自己效命。這取決於太監這個群體的特點。他們一般在尚未成人前，淨身入宮，脫離社會，也脫離一般的人倫和道德，腦子裡只有家奴意識。他們雖然也是人，但卻是被外化於社會的特殊人群；除了實利主義，基本上再無信仰和原則，他們在有骨頭可啃的前提下，保持著單一的對主子的忠誠，可以完全順從主子的意志，心中談不上什麼禮義廉恥，也沒有什麼美醜觀念，只要得到指令，是不憚於幹任何事或者說無論做什麼都不大有心理障礙的。所以人們歷來對這類人有一種就其字眼可能涉嫌歧視的稱呼：狗兒輩。剛才所引一段《明史》，公然把這稱呼寫在正史裡頭。但這奴性，是醜惡的太監製度造成的，受譴責和唾罵的也應該是太監製度。朱棣對他們的解讀，其實同《明史》中的那個稱呼沒什麼不同，但他是從正面或欣賞的角度去看待這一點。他需要這種人，也喜歡這種人，而且自信能駕馭好這種人——重要的是，他已經獲得了成功的經驗，現在只須繼續運用、不斷放大這經驗即可。

第二個因素，又不能不觸及朱棣非法取得皇位這塊傷疤，設若當初從朱元璋那裡堂而皇之繼承皇位的，不是別人，是他朱棣，很可能他也並不會倚重“狗兒輩”。現在不一樣。憑藉武力，他算是將印把子搶到手了，一通血洗，也算是把公開忠於朱允炆的勢力鎮壓下去了。但印把子究竟攥得緊不緊，是不是有暗藏的“階級敵人”，還有多少，朱棣心裡沒底。況且，朱允炆下落不明，是死是活？是遠遁還是匿身近處？如果還活著，他會不會東山再起？謎團很多。還有，老百姓服不服，背地裡怎麼看又如何談論“革除”這件事？是不是有什麼窮途末路的傢伙會利用民心煽動造反、起義？這都需要勘察，而且是秘密的勘察，或者，索性派出親信去監視那些人的一舉一動。所有這一切，我們可稱之為“非法奪取政權後遺症”。對朱棣來說，他不單患著這後遺症，而且很嚴重。而同所有沒有自信、生活在對隨時失去權力的恐懼之中的統治者一樣，他也只有兩個辦法，一是推行鐵腕統治，用嚴刑峻法（國家恐怖主義）來強行壓服，二是搞特務政治，盯梢、刺探、打小報告、聽牆根，都是逾於法度之外見不得人的勾當，用這辦法使人人自危，鉗口無言。

那麼，何等樣人最適合替朱棣幹那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宦官輩當然是首選。他們是家奴，最令人放心，而且除了聽命於主子，毫無道德感，什麼事都肯做，都做得來。

一方迫切需要這種人，另一方還最堪勝任這種用途。天作之合。這就是朱棣一改“祖制”、重用太監的真正原因。

《明史》中有一段敘述，簡明列出了朱棣重用太監的“大事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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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朱棣（24）

永樂元年，內官監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三年，遣太監鄭和帥舟師下西洋。八年，都督譚青營有內官王安等。又命馬靖鎮甘肅，馬騏鎮交阯。十八年置東廠，令刺事。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77｝

注意最後那句話：“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這是對整個明代史一個重大問題的總結。朱棣不僅僅是破壞了朱元璋視為鐵條的“內官不得干政”的幹部紀律，而且經他一人之手，就開啟了宦官干政的所有主要途徑與方式。如果說閹禍是明亡國的主因之一，則朱棣即因對此負全責。

分別解釋一下朱棣給予太監的這幾項大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