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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知此類中最早出名的人物嫪毐，就是一個為非作歹的傢伙。他是秦國的大宦官，侍奉嬴政（當時的秦王，後來的秦始皇）之母，深受寵信，封長信候，揮霍無度，勢力巨大，門下家僮數千，賓客千餘，儼然國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能與丞相呂不韋抗衡。直到有人告發他其實是個假閹人，陽具不僅健在，而且甚是了得，正靠它才博得太后歡心（那太后原本就是風流女子，當年是豔都邯鄲的一名歌伎，後被呂不韋買下，並在被呂不韋腹內留種的情況下送給秦國公子子楚，所生此子即後來當了中國第一個皇帝的嬴政），這才惹怒嬴政，下兵收捕，豈知嫪毐居然進行武裝反抗，兩軍戰於咸陽，嫪毐兵敗被殺。

嫪毐之事，可以說已開啟了所謂閹禍的典型範例。一是這種人一旦發達，往往勢可傾國；二是這種人一旦作亂就非同小可，幹得秘密些是致使宮掖生變，如果追求驚天動地，則能夠直接在京城跟皇帝幹仗。

以後興風作浪的宦官不勝列舉，如趙高那樣把持朝政、指鹿為馬者有之，如漢“十常侍”那樣導致一個朝代崩解者有之，如憲宗被殺、穆宗得立之後晚唐皇帝基本皆由宦官廢立者亦有之。許多中國人受舊小說舊戲的影響，以為中國的事，都壞在曹操、高俅那樣一些塗著大白臉的奸臣手中，然而如果翻翻歷史書就知道，內廷權閹的危害，遠在外廷奸臣之上。

這樣的慘痛經驗，已積累太多，到朱元璋的時候，並不需要很高智商也可以認識到，必須嚴防太監干政。所以他說：“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74｝他曾定製：內侍毋許識字。洪武十七年更鑄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置宮門中。

扼制太監，不使他們參與政治，很對。不過，朱元璋將太監的危害歸諸他們的人品天生較別者為劣，卻毫無道理。太監也同樣是一個腦瓜、一副身子，並非三頭六臂、惡魔投胎。如果說“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有這種情況，那也是制度使然，是君主專制的產物。因為對自己的極權嚴防死守，信不過外廷大臣，將太監們倚為心腹而導致的結果。皇帝和朝臣的君臣關係，一面是上下級關係，一面卻又是互相尊重、互相制約的關係。但皇帝和太監之間，則無這樣一層“禮法”的約束，完全是主子和家奴的關係，可以隨意呵斥、打罵甚至取他們的性命，這讓皇帝覺著很放心，更堪掌握，久而久之無形中也對後者產生依賴，而感到他們親近，不可託於大臣的事，託於他們，甚至私密之事也讓他們與聞。但當皇帝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到太監俯首帖耳、任其驅馭的一面，看不到後者因“親炙天顏”而被賦予巨大權勢的另一面，至於過於倚重而致尾大不掉、反僕為主的情形，更是始料不及。總之，太監輩“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的根子，就在皇帝自己。

朱元璋當然不會承認這一點，不過從汲取歷史教訓的角度出發，他要與太監們保持相當距離的決心，還是蠻大的。明白表示，絕不能用為耳目心腹，也不能給他們立功的機會，這是朱元璋“幹部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條，甚至可以說是“鐵的紀律”。他立下規矩：內侍毋許識字。洪武十七年更鑄鐵牌：“內臣不得干預政事，犯者斬”，置宮門中。不識字，便阻斷了太監參政的途徑；萬一還有人不自覺，居然敢於干政，那就殺頭。

朱元璋基本踐行著自己制訂的上述政策，朱允炆則更嚴格。所以從洪武到建文，明初太監沒有飛揚跋扈的例子，而且應該說日子很不好過。

朱棣奪位，太監很出了一把力。嘉靖年間的大名士王世貞說過這樣一件事，當年朱棣起兵以後，與政府軍作戰，費了很大勁三年所得也無非北平、永平、保定三府，這時，“有中官【太監】約為內應，謂須直搗南京，天下可定，文皇深然之”｛75｝。亦即，有太監主動與朱棣聯絡，建議不要一座城池一座城池地打，徑取南京，而太監們將與之裡應外合。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講義》頗然此說：“靖難兵起，久而無成，因建文馭宦官極嚴，而叛而私以虛實報燕（指朱棣），遂敢於不顧中原，直趨京邑。”此事如屬實，則建文宮中的太監對朱棣最終成事，可謂功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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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朱棣（23）

《明史》關於朱棣信用太監這樣說：“文皇以為忠於己，而狗兒輩復以軍功得幸，即位後遂多所委任。”｛76｝言下“有論功行賞”的意思。我們不排除可能存在這層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