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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使：作為皇帝代表出訪外國，雖然未必有今天“特命全權大使”的身份，但所涉為國與國的交往，政治含義和規格很高。

專征：由太監充當統帥，獨立帶兵出征。鄭和出洋的歷史意義另當別論，而朱棣做出的這種安排，從當時的政治格局說，意味著承認和賦予太監以軍事指揮權，無疑有動搖國本的性質。

監軍：安插太監到軍隊中，代替皇帝監視和干預將領的工作，這不單單明確表示了對於將領的不信任，尤其造成令出多門、決策混亂等軍事大忌，加之太監之流往往狐假虎威、挾私刁難，從而帶來災難性後果，明代官軍戰鬥力之弱，與此有極大關係。

分鎮：派駐太監到各省和重要城市，賦予他們多種使命，從官員紀檢到蒐集民情，實際上就是各地的特務頭子，功能類似於納粹的黨衛軍。這些鎮守太監，很少不為害一方，吃拿卡要、索賄逼斂、擾亂地治，明代地方上很多危機即由他們而起，包括著名的“倭患”。

刺臣民隱事：專指東廠之設。東廠是明代建立的第一個由太監掌管的皇家特務機構，此後還出現過西廠、內廠等。與分鎮各地的太監不同，東廠這類機構是直屬中央的特務組織，其偵察權不受地域限制，也不受偵察物件的社會地位限制，不論什麼人，從平民百姓到九卿三公乃至皇親國戚，都可以成為他們的懷疑物件、調查物件，偵察手段也沒有禁區，不受法律制約，只要有助於達到目的，一律可以採用，比方說如果當時有竊聽技術，以東廠的職權是完全沒有忌諱，可以盡情實施，不必擔心萬一敗露會成為醜聞、招致國會彈劾；此外，更可怕的是，他們享有處置權，探得訊息，不需請示皇帝，而直接處置，捕人、刑訊甚至致人斃命也沒關係。東廠設於永樂十八年，但親信太監承擔類似的功能，應該遠遠早於此，只不過專設了這樣一個機構，使其功能並軌到國家機器之內，則更加可怕。

朱棣開了一個“好頭”，他的子孫們也不盡是坐享其成、無所創造。比如他的孫子、明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便又向前邁出重要一步：設“內書堂”，教太監讀書識字。這也是朱元璋明令禁止的。首先破例的也是朱棣，他曾安排範弘、王瑾、阮安、阮浪四名太監去讀書，使他們能通經史。不過，朱棣當時還是偷偷地做，範圍也不算廣。朱瞻基則將太監識字讀書公開化和制度化，專門為太監在宮內辦了一所學校，請的老師還都是學士、大學士級別的高階知識分子。太監由不識字到識字，由沒文化到有文化，很便於他們更深地參與政治。後來漸漸有皇帝貪懶，讓太監根據自己的口授，代擬旨意；再後來，內閣呈上來的“票擬”（有待皇帝決策的政府處理意見）也讓太監代為批覆。這就不得了，等於直接把國家決策權交給太監。

到這一步，王振、劉瑾、魏忠賢等超級大璫沒法不應運而生；攫得國家最高權力的他們，縱想安分守己，只怕也難。

惡之花三：國家恐怖主義

人類的暴力現象，從遠古綿延至今，沒有斷絕，恐怕也不會消失。

暴力的表現有兩種：非理性的和理性的。

先說非理性。非理性暴力，起源於報復的本能，當人受到傷害及嚴重威脅，而一旦他從傷害和威脅中脫險，並反過來對對方取得支配地位時，原先積聚起來的由仇恨和恐懼組成的巨大能量，就會尋求某種釋放與宣洩的途徑，這時候就產生了各種非理性暴力的表現。如屠城、殺降、燒掠、姦淫、虐俘，如形形色色的酷刑。這些行為雖然目的也是給對方以懲罰，但採取的手段遠遠超出其目的所需，而包含巨大快感，是對自己心理的額外補償。這種快感與心理，以暴力本身為滿足物件，或者有意渲染和推崇暴力，以至於到最後暴力自己就成為目的。這時，暴力是一種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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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朱棣（25）

但也存在並不邪惡的暴力，即理性的暴力。理性的暴力有兩個特徵：第一，起自於維繫社會正義平衡的需要；第二，不含宣洩、渲染暴力的成分，相反它的施行還有意降低暴力對人造成的心理恐怖的作用。從本質上說，國家機器都具有暴力的內涵，它在防止###、打擊犯罪和懲罰其他破壞法律之行為時，必然使用暴力。如果立於理性，則其使用一定是有序、中肯和收斂的。例如在理性暴力意識下，許多現代國家廢止了死刑，即便不能廢止的，也盡力削弱死刑中超出懲罰目的之外的炫耀恐怖的因素，中國近年漸以藥物注射代替槍決的死刑執行方式，就是基於對國家暴力的理性化認識。

朱棣上臺後大規模使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