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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貨幣），銀行不僅不付利息，還要收保管費的。如果國民捐是自願的，又能收到多少？這都是一時的意識形態下在野者的激進主張。孫中山提出的不兌換紙幣政策，在當時又是一門“大炮”。後來，袁世凱稱帝時，財政困難，命令中國銀行、交通銀行紙幣停止兌換，作為救命稻草，造成經濟秩序混亂，激起全國各界反對，加速了袁世凱的敗亡。。　最好的txt下載網

2．大借款風波（4）

袁世凱和熊希齡都是在清王朝裡實際執政的人，那些共和黨人，也有許多是在社會上辦實事的人，所以，都不會贊成孫中山和黃興的主張。他們認為如果這樣搞，只能亡國，也就是說，我現在的政權也就維持不下去了。共和黨人都願意幫助袁世凱鞏固政權，也就會同情袁世凱的要求。

借款方針的糾葛，不僅是新舊兩派的矛盾，也是新體制執行的矛盾。由同盟會主導的參議院制訂的《臨時約法》，採取了責任內閣制度。儘管袁世凱在清末也贊成責任內閣制度，但這一制度性主張，究竟是政治權術性主張，還是真正的體制性主張，是有疑問的。袁世凱對於滿族親貴來說，主張責任內閣，是要由他這個漢族大臣獨攬政權。他自己出任總統之後，是否接受責任內閣，就成了疑問。立憲派本來也提倡責任內閣制，但梁啟超明明主張開明專制，那責任內閣制該如何操作？所以，清末民初的責任內閣制，體制設計的含義小，權力分配的含義大，也就是因人而設。為了眼前的權力分配而設定製度，這樣的制度缺乏生命力。

首先一個問題，就是總統許可權和總理許可權如何劃分？在借款問題上就糾纏不清。華比借款談判，是在唐紹儀還沒有正式就任總理的前提下進行的。但協議是由北方政府的度支部的官員周自齊簽署的。袁世凱對銀行團承諾優先權的信函，造成了很大的被動。袁世凱和唐紹儀之間的權力並沒有劃清。內閣成立後，同盟會閣員主張劃清總統、總理許可權，但其他派系沒有理睬。他們都是袁世凱的僚屬，怎麼可能不接受袁世凱的主張？熊希齡本來就是官場出來的人，繼續按照官場習慣操作，也是自然現象。或許唐紹儀畢竟接受過7年的美國教育，容易傾向同盟會的主張，或許唐紹儀受到革命潮流的影響，也增加了自己的權力慾望？諸如這樣的問題，在政治界永遠是分不清的。但是，他既然傾向於同盟會的政治主張，他同袁世凱的矛盾必然加劇。

熊希齡到達北京後，對於唐紹儀不顧現實狀況，與銀行團鬧翻深感不滿，向記者公開表示：“餘以為財政上事，應由財政總長負完全之責任。即如借款一事，亦由財政總長直接與四國銀行團交談，國務總理不必出席。”熊與銀行團談判，儘量聯絡感情，磋商談判條件，討價還價的同時，不讓談判破裂，是符合袁世凱的旨意的。所以，後來蔡元培不指名地說“乙派”“事事奉令承教於大總統”，超越了總理的許可權。而且，對於借款，內閣成員間是有分歧的，但沒有獲得統一見解的時候，熊希齡就獨自簽署了協議。總統、總理、總長的關係，並不能按照體制制訂者的設想操作。除同盟會員外，應該是在按官場的習慣操作吧？體制的問題，在事實上空話比較多，因為習慣很難改變。除了同盟會因為政治原因外，很少有人懂得這種體制應該怎樣操作。學過西方政治學的人，在中國也屈指可數，無論他是自學的，還是在學校學的。

後來，蔡元培歸納內閣黨派分歧說：甲派主張劃清大總統和國務總理之間的許可權，而乙派則希望每件事都接受大總統的指示；甲派主張國務院是一個有機的組織，而乙派則常常以國務員的身份單獨行動；甲派主張確定大政方針，對政治負起責任，而乙派主要是用陰謀，逞機智。同樣是謀求國家的統一，甲派主張開誠佈公，得到各方面的妥協和同意，而乙派主要是尋找機會，損害另一方面的利益；同樣主張中央集權，甲派主張是有限制的中央集權，而乙派主張是無限制的中央集權，甲派主張是逐步建立起來的，而乙派主要是靠掠奪方式來樹立的；同樣主張借外債，甲派主張只是權宜之計，同時要做好靠自己解決財政困難的準備，而乙派主要是單純地與銀行團磋商借款條件。宋教仁在給孫武的信中也說：我自從加入國務院以來，已經三個月了，大政方針到現在還是茫茫然的見不到影子，每天開會，只問些例行公事。

不過，同盟會閣員都是些謙謙君子，並沒有在內閣會議裡面引起激烈的衝突。他們看到內閣政見分歧，願意退讓，商定退出內閣，由乙派的人組成政見一致的內閣，避免因政見分歧而造成政局的紛亂。對此，唐紹儀向袁世凱請示內閣辭職的問題，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