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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臨時議會交議了換契案，提案規定，前清舊契換成民國新契，需按現價，賣契（指賣斷的契約）值百抽二，典契（指典押的契約）值百抽一。由於這個方案只是一次徵收，而不是普遍實施的常年稅收，孫中山曾主張值百抽三，甚至值百抽五。儘管都督府提案比孫中山的主張溫和一些，但仍然遭到省議會的強烈反對，未能透過。他們認為，廣東全省農田有3315萬餘畝，假設每畝最低地價30元，值百抽二，就要收取1900萬餘元。現在要廣東人民在幾個月之內捐出如此龐大的款項，能做到嗎？何況，房基地還沒有算在裡面。革命以後，各縣遍地遭到土匪的禍患，元氣大傷，不要說原來小康的人家吃不飽飯了，就是一向有錢的人家，也今非昔比。省議會後來透過的方案，大大降低了換契的費用，而且與平均地權的精神也沒有什麼關係。問題是，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政策，雖然是觸動了地主階級的利益，但它對農民的眼前利益並無直接關係，甚至有害，因此，這一政策不可能動員人民來支援它。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個革命政權依靠誰來支援呢？這是孫中山和當時的革命者都沒有搞明白的事情。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

3．軍民分治還是地方自治？（3）

孫中山為了推行民生主義，約見了省議會議員們，進行疏導，解釋平均地權政策。但是，孫中山不僅沒有得到他們的支援，相反招來了強烈的抱怨。他們抗議說：省政府漠視省議會的決議，把代議士當作政府的傀儡，要求都督府尊重議會的立法權。當時的議員多為地方士紳，不可避免地保守既得利益，與革命的新進人物的政治利益自然不同。因此，孫中山反駁說：“許可權是誰與之者？從公理求之也。革命黨之權，誰與之者？少數人犧牲性命於公理上求之也。不然，都督欲得許可權優勝些，代議士又欲許可權優勝些，誰能與之？又誰能均之也？”

那麼，公理上中央和地方的許可權又該怎樣劃分呢？這就成了同盟會地方都督和袁世凱的中央政府的一場鬥爭。在中國近代社會里，“公理”具有隨機性，成了權力鬥爭的工具。

革命後各省政權大多掌握在軍人手裡，副總統黎元洪首先於4月10日上大總統及京外各機關電，提出了軍民分治的問題。他針對革命後秩序混亂的現象，認為軍人柄政流弊叢生，主張將軍務、民政劃為二途。這篇長達2400字的電報，是一篇沒有標點符號的駢儷文字，指出軍人柄政有“十害三無”。所謂“十害”，大體是指軍事獨裁和軍隊擴張形成的社會危害；所謂“三無”，是指在軍事獨裁情形下，軍界“無道德心”、“無法律心”、“無責任心”。他強調面臨的危險的局面：“莽莽神州，不亡於滿清之親貴，而亡於民國之英雄，不亡於專制之淫威，而亡於共和之初政。”這封電報，說實在的，也道出了當時的社會混亂，以及預測到了後來軍閥混戰時期的種種現象。從“公理”上看，似乎沒有多少錯誤。例如，他說到司法獨立問題，而軍人柄政的結果，造成“自恃重兵在握，任意執行，假軍法為護符，視民命為兒戲。”但是，我們在前面提到的《大江報》案，以及後面要談的張振武案，黎元洪、袁世凱自己何曾尊重司法獨立？同樣濫用權力，草菅民命！這些“公理”是對人不對己的。民國史上這一類侈談“民主”的現代“公理”，實在數不勝數，而衡量他們的實際行為，則差了十萬八千里。黎元洪在民國初年的一系列主張，實際上都是在配合袁世凱壓抑革命黨人、由袁世凱統一中國的需要。袁世凱非常讚賞黎元洪的主張，並感慨地說：“西儒所謂暴民專制，不圖今日乃親見之。”當然，黎元洪自己也是軍人柄政，所以帶頭在湖北實行軍民分治。但事實上，在袁世凱強迫他去北京之前，他也沒有把民政事務真正交給民政長官。

前清中國體制，總督、巡撫都是帶兵官，當時是文人帶兵，即使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這樣的軍事將領擔任總督重任，但他們都是文人出身，都有科舉功名。辛亥革命後的形勢有所不同，一批職業軍人擔任了都督職務，掌握了軍事、民政權力，開始出現軍閥割據的傾向。而所謂暴民專制，本來指的是法國大革命中，雅各賓派統治時期的恐怖統治。辛亥革命後，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暴力傾向，一些革命黨人在社會政治活動中也動不動以暴力相向。不過，辛亥革命中的這些行為，小巫見大巫，同後來的軍閥統治以及群眾專政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了。袁世凱只是借用社會混亂作為口實，來對付各省地方勢力，尤其是同盟會掌權的地區。從中國政治的發展來看，我們很難下一個簡單的結論，就說同盟會都督是真正的民主主義者。問題在